国家阴谋4：维也纳死亡事件

    接待员向他微笑着，露出两行莹亮齐整的牙齿，随即拿起电话拨出一个三位数的分机号。她用语速很快的德语将加百列的请求转述给了一名上级。接着那女郎沉默了几秒钟，挂上电话，站了起来。
    “跟我来。”
    她引着他穿过一间小小的阅览室，她的鞋跟将破旧的地毡敲打得嗒嗒作响。有五六名雇员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享受着悠闲，有的抽烟，有的喝咖啡，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有客人来访。档案室的门虚掩着。接待员伸手扭亮了灯。
    “如今我们都无纸化了。所有的文章都自动存入数据库，可以全文检索。不过我恐怕最早只能查到1998年。你刚才说他是哪一年去世的？”
    “我想是1982年。”
    “你还算运气好。所有的讣告都编了索引一一当然是手工的，传统的老办法。”
    她走到一张桌前，掀开一本厚重的皮革记事簿的封面。印有格界的簿子上手工写满了字体微小的记录。
    “你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奥托·克里布斯。”
    “克里布斯，奥托，”她说着，翻到了K字的页面，“克里布斯，奥托……啊，在这儿。根据这上面的记录，时间是1983年11月。还有兴趣读一读讣告么？”
    加百列点点头。那女郎写下了一个检索号码，朝对面的一堆卡片盒走去。她伸出食指，划过一张张标签，最终在她要找的卡片盒上停下来，又要求加百列帮她将堆在上面的其他卡片盒移开。她掀开盒盖，灰尘和腐纸的气味从里面散发出来。剪报都夹在发黄变脆的纸夹里。奥托·克里布斯的讣告已经撕破了。她用一张透明胶带将页面修复，然后拿给加百列看。
    “这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我不知道。”他如实回答。
    她将剪报从加百列手上拿过来，迅速读了一遍。“这里说他是个独生子。”她看着加百列，“这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许多人都不得不掩藏过去的历史，为的是保护他们还在欧洲的家人。我的祖父是幸运的，他至少还保留了自己的姓名。”
    她看着加百列，观察着他的目光。“他是克罗地亚人，”她说道，语气里略带一种与同谋者交流的意味，“战后，共产党人想审判他，然后处以绞刑。所幸，这里的庇隆政府愿意接受他。”
    她拿着剪报走到复印机前，复印了三份。接着她将原件归回原处，将复印件交给了加百列。他一边读，一边同她一道往外走。
    “根据讣告，他葬在波尔图-布列斯特的一座天主教墓地。”接待员点点头，“就在湖对岸，距离智利边境只有几英里。当初他在那里经营一座大农庄。这个在讣告里也写了。”
    “我怎么去那里？”
    “出了巴里洛切沿高速公路向西，用不了多久就要离开高速路。我认为你得开一辆好车才行。沿着环湖公路开，然后折向北，就进入波尔图-布列斯特了。如果你现在出发，天黑前就能到。”
    他们在大堂握手道别。她祝他好运。
    “我希望这就是你要找的人，”她说，“不过也许我不该这样希望。我猜像这种事情，谁也说不清楚。”
    访客走后，接待员拿起电话拨通了号码。
    “他刚走。”
    “你怎么处理的？”
    “我按你的吩咐做的。我非常友善。他想要的我都给他看了。”
    “他要的是什么？”
    她如实说了。
    “他如何反应？”
    “他打听波尔图-布列斯特的路怎么走。”
    电话断了。接待员缓缓放下电话。她突然间感到胃里发空。她完全清楚，在波尔图-布列斯特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降临到他头上的命运，同其他造访这个北巴塔哥尼亚一角的客人是一样的。这些人都是来找人的，他们找的都是些不想被找到的人……她并不为他感到难过，说真的，她觉得他是个傻瓜。说什么基因学研究，这么笨拙的故事，他以为能骗得了谁？他以为他是谁啊？这是他自己的错。不过话说回来，犹太人一向如此，总是喜欢自找麻烦。
    此时大门开了，一名身穿背心裙的女子走进大堂。接待员微笑着抬头看去。
    “需要帮忙吗？”
    他们顶着刀割般的烈日走回酒店。加百列向基娅拉翻译了讣告的内容。
    “这里说他于1913年生于上奥地利，曾经是位警官，于1938年入伍，加入国防军，参与了同波兰和苏联的战役。这里还说他曾因作战勇敢而两次得到勋章，其中一次是由希特勒亲自颁发的。我想在巴里洛切这一条是值得夸耀的。”
    “那战后呢？”
    “1963年他来到阿根廷之前的事一个字也没有提到。1963年后他先在巴里洛切的一家酒店工作两年，后来又在波尔图-布列斯特的大农庄找到份工作。1972年他从主人手里买下农庄，自己经营，一直到他死。”
    “这一带还有他的亲人吗？”
    “根据这篇讣告，他从未结婚，也没有在世的亲属。”
    他们回到了雪绒花酒店。这是一座瑞士风格的度假屋，斜坡房顶，同湖边相隔两条街距离，面临着圣马丁大街。加百列当天早晨在机场租了一辆车，是一辆四轮驱动的丰田。他请停车场的管理员帮他把车开出车库，随后走进大堂去寻找乡村交通地图。波尔图-布列斯特的位置同日报社女子所指示的一样，就在湖对岸，接近智利边境。
    他们沿着湖岸公路出发了。离开巴里洛切后，道路的状况愈来愈差。许多时候，湖水都被茂密的森林遮挡着。有时候，加百列转过一道弯，或者当林木突然变得稀疏一些，湖景就会短暂地在他们下方出现，那是一片蓝光，一闪而过，迅速消失在树木构成的围墙之后。
    加百列绕过湖泊的最南端，暂时放慢了速度，仰望一群巨大的秃鹰，盘旋在塞罗-洛佩兹峰的上空。接着他驶上一条单车道的土路，穿过一片灰绿荆棘和灌木覆盖的光秃高原。在高原草甸上，零星矗立着桃金娘树，顽强的巴塔哥尼亚绵羊成群结队地享用着肥美的夏季水草。从这个距离向智利边境望去，只见一道道闪电在安第斯山诸峰上划过。
    他们到达波尔图-布列斯特的时候，太阳已落下，宁静的村庄被阴影笼罩着。加百列走进一间咖啡馆问路。吧台侍者是位小个子男人，生了一张红润的脸蛋。他走到街上，用一连串指点和手势向加百列指明了道路。
    就在咖啡馆店堂内，一张靠近门的桌前，修表匠正喝着一瓶啤酒，望着街上的这段问答。眼前这个黑色短发、灰白鬓角的矮个男子他是认识的。坐在四轮驱动副驾驶位子上的是个黑色长发女郎，她会不会就是在罗马将一颗子弹射入自己肩膀的那一位？这也无关紧要了。即使不是，她也活不了多久了。
    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丰田车的驾驶座上，疾驶而去。吧台侍者回到店内。
    修表匠用德语问他：“这两位要去哪里？”
    侍者用同样的语言回答了他。
    修表匠喝完了最后一口啤酒，将钱留在了桌上。即使是最小的动作，比如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纸币，也会使他的肩膀烧灼般的痛。他走到街上，在凉爽的晚风中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缓缓向教堂走去。
    圣母山教堂坐落在村庄西边一侧的边缘，是一座刷着白浆的殖民地式教堂，天井左侧有一座钟楼。教堂正面是一座石铺的庭园，两棵法国梧桐投下巨大的树荫，周围是铁质的围栏。加百列走到教堂的背面。墓地依着平缓的山坡铺展开去，尽头是松树修剪成的一排矮墙。上千块墓碑和纪念碑在丛生的杂草中摇摇欲坠，犹如撤退中的残兵败将。加百列立定片刻，双手叉腰，一想到要摸黑在墓地游走一番，寻找奥托·克里布斯的墓碣，心头难免感到沮丧。
    他走回到教堂正面。基娅拉正在庭园的阴影中等着他。他拉了拉教堂的沉重橡木门，发现没有上锁。基娅拉跟着他走进去。阴凉的空气拂上他的脸颊，同时，他嗅到了自离开威尼斯后就不曾嗅到过的香气：那是蜡烛、焚香、木器、霉菌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这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堂的气息。这里同威尼斯卡纳雷吉欧区的圣乔凡尼礼拜堂多么不同啊。没有镀金的圣坛，没有大理石柱，也没有高耸的拱顶和宏伟的圣坛画。一座凄惨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悬在朴素寡淡的圣坛画上方，一列祭奠的蜡烛在圣母像前柔弱地闪烁着。中殿一侧是蒙着污垢的玻璃窗，它们在昏昏的暮光中已经失去了光彩和颜色。
    加百列犹豫着走过殿中央的走廊。就在这一刻，一个黑影从教堂的副室里钻出来，大步走上圣坛。他在耶稣受难像前顿了顿，又屈膝一拜，然后转身面对着加百列。他是个瘦小男子，穿一条黑裤子，一件黑色短袖衬衫，佩着神父领带。他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鬓角已经变得灰白。他的面庞英俊，肤色很深，两颊泛出些许红润。两个不速之客出现在教堂，他似乎并不惊异。加百列缓缓走近他。那神父伸手与他相握，又自我介绍说他是鲁宾·莫拉莱斯神父。
    “我的名字叫雷内·杜兰，”加百列说道，“我来自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