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反对者 批评于丹

  
  怎样能交到如此快乐的朋友?  
  于丹教授回答："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光彩。”  
  经过这一再的追问，我们全明白了。  
  原来于丹教授还是向我们宣讲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她告诉我们：只要能够很好地修身养性，我们就能交上能够享受生命的，安贫乐道的朋友，我们和这些朋友的心中有一方从容宁静的田园，所以因心灵的富足，我们体验着生活中真正的快光——心灵的快乐。  
  于丹教授的第六个心得是理想之道。  
  这一章她用大篇幅，谈论了对《论语·先进》中一个段落《待坐》。  
  《论语》中的原文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 对曰："非日能之，愿学焉。  
  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  
  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  
  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喂然叹日：“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这是于丹教授在本书中引用的最长的一段原文。  
  是介绍孔子跟他的弟子们畅谈理想的。  
  子路的理想是管理一个拥有一千乘兵的中等国家，管理三年后，人民振奋并且明白了什么是道义；冉求的理想是管理一个方圆不过六七十里的小国家，三年内让百姓丰衣足食；公西赤的理想是进行祭祀或者同外国会盟的时候，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司仪；曾皙的理想是在暮春时节，换上春服，约上五六个青年和六七个少年，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坛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归来。  
  孔夫子长长叹了一声说："我赞誉曾点的志向。”  
  孔夫子为什么独称赞曾点的理想?  
  我以为曾点的理想是以人生意义为起点的，起点很高，他能够投入自然的怀抱，顺其自然顺从天意，按照天人合一的道，把握到生命的最基础的真实，对于生命内在的追求有完满的解答，既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又不脱离尘俗世界的平常心，是一种真正开敞的生命观，正是孔子追求的儒家的理想。  
  这种理想能体现人自己生命内在本具的价值，自强不息，不断创造更丰富的价值。  
  是“内修”与“外治”两个程序的体认。  
  "内修"与"外治"是一个理想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二者为一，是一个辩证的有机体。  
  这和“内圣”与“外王”的相互关系是一样的，“内圣”正是为发能够“外王”。  
  然而，"内治"与"外治"两个程序的混淆一直是我国儒学的一大问题，至今并没有在学术上得以彻底的澄清。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5)    
  这种混淆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明显了，宋、明理学的内倾性格更加深了一般人对儒教的误解。  
  于丹教授在讲解理想之道时，也对于"内治"与"外治"进行了混淆。  
  于丹教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  
  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  
  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于丹的这段话，是自相矛盾的。  
  她承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  
  可是她却要强调说：“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还说：“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  
  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于丹教授显然片面夸大了"内治"的重要性，而忽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治"的作用。  
  于丹还写道："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  
  这显然是将"内治"与"外治"对立起来。  
  殊不知没有"外治"，也就没有内心修养的动因。  
  "内修"与"外治"是一个完整的苹果的两个面儿，丢掉了半个苹果，还能有一个完好的苹果吗?  
  也许于丹教授也觉得有意割裂"内治"与"外治"的言语，暴露出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很容易会被懂《论语》的读书人提出质疑。  
  所以她笔锋一转，又写道：“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为了说明如何"为社会服务"，于丹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指出士的标准有三，一是“不辱君命”；二是“不辱祖先和父母兄弟”；三是“言必信，行必果”。  
  她认为这三件事就是在“为社会做事”。  
  于丹教授在这儿指的"士"就是知识分子。  
  于丹教授指的"为社会做事的"士""，是指的旧的意义上理解的“士”。  
  孔子的思想并不像于丹教授说的那么简单，孔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和复杂。  
  同一本《论语》并不是孔子在同一时期的言论，而是各个时期言论的集合。  
  孔子的思想不是从始至终一直不变的，也是在变化之中的。  
  孔夫子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对旧传统文化的突破，对自己旧有观念的突破。  
  这是哲学上的突破，也是超越的突破。  
  这些“突破”当然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例如孔子虽然因尊重三代相传的礼乐而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礼乐缺少内在生命的僵死的形式深恶痛绝。  
  礼乐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孔子的创新部分。  
  孔子是在《论语·子路》中谈到了“士”的最高标准。  
  但他当时所指的“士”与《说文解字》上写的原始意义上的“士”是相同的，那就是：“士，事也”。  
  这个定义适用于专制制度下具有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但远不是孔子“突破”后的新的“士”所涵容的意义。  
  于丹写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于丹还在这一谈到"士"的标准的章节中写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  
  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  
  于丹是以职业角色来给"士"定位的，她不知道她引用的孔子的那三条"士"的标准是孔子“突破”之前的观念。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6)    
  在孔子"哲学的突破"之前，士(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从事着职业。  
  在孔子的“哲学的突破”之后，士已经有了“道”的依托，有了高远的精神凭借，有了自身的人文追求，可以批评政治社会，敢于与王侯将相分庭抗礼。  
  孔子的"突破"是伟大的，"突破"才是儒家的基本性格。  
  正因为孔子喊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声，儒家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论语·泰伯》上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 可见"突破"后的"士"的特性已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职业，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当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从属社会的经济附属物时，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才能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的对象，才能坚定地坚持思想上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