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

 
  为了迎合西方文明，显示日本的开化，明治政府耗资18万日元，费时3年，在东京修起了一座洋楼——“鹿鸣馆”，作为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馆。从一定意义上说，“鹿鸣馆”像一个晴雨表一样，向日本国民传达着一种信号。明治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经常在这里大摆酒宴，举办各种西式晚会。在这里，首相伊藤博文更像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经常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化装舞会，闹得满城风雨。不仅如此，为了向民众传达彻底西化的信号，并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藤还经常往教堂里跑，以示对于西方宗教的热爱。伊藤做这一切，就是向社会传达着一种新的信息，那就是日本国准备“革面洗心”了。 
  在此之后，日本与清朝洋务运动采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业化。显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动也更迅捷。当清朝的士大夫阶层慷慨陈词地争论购买西方“奇技淫巧”的机器会伤害民生，修铁路会损伤地脉的时候，明治政府已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了。仅1868年到1875年间，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国专家人数就达到了2497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清国。明治政府给予外国专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就这样，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远远超过了清国，如果说清国的现代化像一艘硕大的货轮喘着粗气在浅滩中航行的话，那么，日本的改良则像一艘迅速的军舰一样早已进入深水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迅速成为令世界刮目的新兴国家。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3)   
  经过近代化的工业浪潮，日本像一头吃饱了食物的狼一样，变得茁壮强大起来。第一时间里，俾斯麦强权政治的话语便如录音机一样在他们脑海里回放了。日本首先把目标对准了不远处身患病症的清国，在新兴的日本国看来，这个病入膏肓的东方大国已不可救药，与其让西方列强慢慢蚕食，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吃了这个猎物来壮大自己。贪婪的岛国开始觊觎着，寻找着攻击的时机。依旧迷糊的清朝仍惺忪着眼，对身边的这个小国不屑一顾。清朝的傲慢越发激发了这个小国的自尊，清朝的懈怠，更加剧了日本的进攻欲望。 
  1874年利用“琉球事件”侵台未得手后，日本痛感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无法使自己在远东处于领导地位。正因如此，日本举国开始发展海军，他们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也建立了自己的舰队。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当时日本海军刚刚建立，在实力上，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心存忌惮，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李鸿章加速北洋水师的建设时，日本更是感到胆寒，他们转移了战略目标，把第一敌人从俄国变成了清国。不久，日本更是发愤图强，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涉，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只是因为日本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2年中法战争濒临爆发之际，日本就派间谍对中国沿海进行了侦察，并提交了一本厚厚的《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了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并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清国的一切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清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可以说了如指掌；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甚至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水井都标识得清清楚楚。 
  日本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形下进行的，清国从没意识到自己的身边潜伏着这样一个血腥刺客。从历史上看，即使这个岛国上的居民不断骚扰中国的海域时，中国也从没有正眼看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对手。虽然这个岛屿上的居民一直一厢情愿地自认他们与这片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陆从没加以承认。在大陆人的眼中，这片叫作扶桑的天尽头的地方，生活的只是浪人与和尚，另外也盛产一些小偷。他们看起来谦逊而恭敬，但尽爱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偷走的不仅仅是物质，而且也偷走中国的文化，甚至文字。从中国历史上对于他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倭寇”，这样的名词明显地流露出蔑视的味道。当年，一帮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不断地骚扰，让统治者觉得很是心烦。即使如此，也并没有把这些来自岛国的强盗当作真正的对头，何况，在这支曾经给东南沿海造成危害的散兵游勇中，领头的，还是自己国土的逃亡商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只是想激起民愤。所以，即使是在清国陷入欧洲列强的危难之后，清国的上上下下对这个为虎作伥的岛国也没有正眼相对。 
  但李鸿章还是意识到自己身边潜在的危险了。北洋水师基本建设完毕后，李鸿章为了展示清国水师的威力，给日本以武力震撼，先后两次派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等舰抵日进行访问。第一次访问是1886年7月，北洋水师刚刚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鸿章的要求带领6艘军舰访问日本。当清国的军舰到达日本长崎港后，日本国民近瞻龙旗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深受刺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清国军舰在日本休整期间，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国民——由于北洋水师组建不久，士兵纪律松弛，水师官军还在日本酿成与当地警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双方各有死伤。事态在李鸿章的直接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扩大，“定远”、“镇远”舰回国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进行大规模整风。1891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远”、“镇远”等6艘军舰访问日本，这一次，经过几年的整顿，北洋水师的军容军纪有了很大改变，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当时这样描述道：登上军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4)   
  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了前来观光的日本议员。后来，参观过中国战舰的日本法制局长官尾崎三良写道：“巨炮四门，直径一尺，为我国所未有。清朝将领皆懂英语。同行观者在回京火车上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清国北洋水师的飞速发展以及两次来访给日本以强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成为了日本的最高使命。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敕，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日本国民纷纷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即捐银60万两。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日本完成了海军的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购买的“岩岛”、“松岛”、“桥立”3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海军急速扩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舰的行驶速度均超过了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军竞赛的关键时期，北洋水师的建设却松懈下来。由于北洋海军看起来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1891年，户部决定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预算挪用于建颐和园。这一决策，使清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了下来，也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日本穷兵黩武之际，在清廷内部，统治者正忙于权力斗争，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老戏正在上演。 
  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光绪既然成人，慈禧就不便继续“训政”,于是，慈禧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帝“亲政”。“亲政”和“训政”的不同之处在于，光绪可处理日常事务，逢重大事件，再请慈禧懿旨。但这样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在具体过程中，时有一些微妙的摩擦。慈禧哪里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呢？由于慈禧肆意干涉光绪的日常工作，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愤愤不平，光绪也郁郁不乐，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朝廷的大臣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的并无正式组织的小集团；另一派大臣则团聚在慈禧周围，唯慈禧马首是瞻。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老师，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他的主张是“尊王攘夷”。在“帝党”中，除翁同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清流”人士，并无实权，他们好空谈，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