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这种贸易有将地中海的大商业圈与波罗的海地区连接之势，直到这三个环节连成一条贸易链为止。
  十六世纪的一项主要成就是在欧洲和其它居住区之间建立了一种经常性的贸易。早先曾被看作是鱼资源的海洋，到十六世纪末已成为国王的交通干线，从里斯本到印度或塞维利亚到西印度群岛的航行几乎司空见惯。显然最重要的海洋贸易是于该世纪中叶发现了世界上最富裕的银矿之后，在西班牙和新大陆之间进行的，那里的财富不仅可以资助西班牙，而且可以使整个欧洲受益。
  第四节
  到此为止，我们在前面对十六世纪人口、价格和商业所作的概述已可以一并显示那个世纪主导的经济发展型式。在西欧绝对和相对价格的趋势和人口增长的趋势各地都相同，这一事实不仅使我们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而且强调人口增长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暂时而言，都是关键性的。人口增长了，结果在这个世纪初期便遇到了新增劳动的收益递减。由于人口继续增长，劳动工资相对于土地价格下降了。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之所以上升，就因为农业利用的是大量费用日益昂贵的要素土地。
  在金融方面，所有价格（既有产品价格也有要素价格）的上涨部分应归因于货币量的增加――用欧洲新开发的银矿铸制的货币―一和从新大陆进口的白银；部分应归因于商业速度的加快。西班牙对这―进口的垄断也导致国际贸易量的增长，因为西班牙条银进口的上升提高了当地的价格，使出售商品和劳务变得有吸引力而购买商品则相对没有吸引力。西班牙购买军队、武器和奢侈品，而靠将得自新大陆的窖藏的白银出口到其它欧洲国家来结算。
  这对国际贸易有多大刺激是很难估计的，因为随新大陆财富而来的还有一个（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十六世纪人口的普遍增长降低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费用。由于市场的这种可用性，一些新的辅助性的制度安排出现了，从而使生产和交换实现了专业化，同时增强了不同地区的比较利益。在这样的沃土上，所有部门的对外贸易都繁荣兴旺了，并特别受惠于安特卫普和伦敦这样一些发展迅速的都市市场。与此同时，规模较小的地方和地区性市场则不能与它们的更有效的对手相抗衡从而陷入衰落。
  少数大市场的兴起可用市场本身的性质来解释。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市场产生了可以成交的价格信息。由于这些价格对在场的所有人都适用，任何人都可以决定是否购买或出售，因而这一生产增益来源大概是一个简单市场所有明显好处之中最主要的。在贸易扩张期间，市场越大就越有效率，因为交易中含有规模经济。于是在内部市场贸易者的竞争中，位于中央的市区靠牺牲境况不幸的对手而获得利益。
  当一个与农业和工业部门互相联系并与最终消费者相联系的交易部门进入我们的分析时，我们就十六世纪消费者福利所论述的情况便复杂起来。显然，在收益递减条件下人口增长的直接影响是降低经济的总效率，直到人均收入普遍下降。但从间接方面看，人口增长对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不是没有积极影响的，因为人口增长扩大了市场从而刺激了商业贸易。
  交易部门效率的提高跟人口增长的结果完全相同，影响了相对生产价格和贸易比率。农产品的消费品价格相对于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幅度，较之工业品的消费品价格相对于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幅度要小，工业品的消费品供给是完全弹性的。这样市场的贸易比率变得对农产品有利。农业价格的相对增长既归因于农业生产率的下降，从而降低了收入；又归因于农业品交易效率的提高，这往往又使收入提高。社会的福利将依何种效应在一定时间或场合下起主导作用而定。
  总之，十六世纪的平衡表显示农业生产率下降，制造业生产率不变而市场交易部门的生产率上升。西欧的物质福利依赖于市场效率增长能否抵销收益递减引起的农业生产率的下降。一般而言，结果并不乐观，收益递减占了优势，最后西欧迈入了受累于马尔萨斯抑制的十七世纪。饥荒、瘟疫再次席卷欧洲各国。
  第五节
  如同我们在前面对人口讨论中已看到的那样，十七世纪这些灾变的影响是有选择的，不像十四世纪造成的那种破坏。某些地区，如英格兰便相对未受什么损失，而另一些地区如西班牙则遭到了严重的危害。完全可以认为，经济组织的效率在决定马尔萨斯抑制的效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十四世纪与十七世纪的重大差异之所在。十四世纪时西欧经济整个而言是组织得完全一样的，而在十七世纪时，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制度和所有权在一、二百年里经历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图9．6。 一五OO年至一七OO年低地国家的实际工资指数
  资料来源：H．范德威：《安特卫普市场和欧洲经济的发展》（马丁努斯?尼基霍夫，一九六三年），第一卷，第543页；N．W．波斯苏姆斯：《莱克汉德尔》，第二卷，第217页，第1014―1017页。
  在十六世纪，西欧商业并不是在一个安宁自由、井然有序的贸易环境中发展的，而是在克服由竞争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敌意和猜忌所造成的各种障碍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的首脑们确信只有牺牲其他君主才能扩大影响，他们同样相信―种经济只有牺牲其它民族的利益才能扩大其商业。这―哲学的最好范例是葡萄牙人试图凭借武力改变香料贸易而未得逞。其它政治单位也曾试图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凋整内外经济关系。重商主义时代就是从急需提供从事近代初期这―伟大民族斗争所需岁入中诞生的。
  前一章所述的诸因素对重商主义都是至关紧要的。其结果为政策大不相同，进而导致了十七世纪截然有别的后果。因而这个世纪的经济事件必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按国别进行考察，一种简单的人口模型不再能解释欧洲发生的重大经济发展。
  到十七世纪初，人口变动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参数之一。任何已知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性质以及其市场的范围和效率都作为相互决定因素而起了重要作用。西欧各国在相互关系中是有矛盾的，希望从相互贸易中受益使它们一致，而力图使本国跻身于别国之上又使他们分裂。
  让我们以这―紧张的关系为背景简要考察―下十七世纪时在尼德兰、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这四个欧洲主要竞争国家价格是怎样进展的。我们特别对实际工资的进程感兴趣，也对决定哪些因素制约了它们水平的变化感兴趣。虽然我们在这里介绍的资料比前几个世纪保存的资料要好得多，但我们的结论仍应看作是尝试性的。
  低地国家的北方七省在胜利结束了长达八十年（一五六八年至―六四八年）历尽艰辛的反抗西班牙的叛乱之后合并成为荷兰共和国。甚至在那期间荷兰仍然是繁荣的。十六世纪普遍下降的实际工资（图9．6a）在十七世纪时已经恢复了而在这个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里几乎增长了百分之五十。较好的工资数据（特别是一六OO年至一六二五年期间）可以显示实际工资增长得更加惊人，此外，尽管人口增长是稳定的，但出现了改进。在英国从十六世纪的最低点上回升也开始于十七世纪。英国的实际工资（图9．6b）在一六O一年至一六―O年和一七―一年至一七二O年这两个时期之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实际人均收入在该世纪人口增长的同―时期无疑也增长了。
  图9．6b 一六OO年至一七OO的实际工资指数
  资料来源：菲利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七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与建筑工的工资一租金比较》，第296―314页。
  在西欧历史上荷兰和英国的经济也许初次成功地使增长人口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尽管农业一直有收益递减的压力。显然，生产率在某些部门或所有部门都比人口增长得快。在第十和十―章将对这―现象加以考察。
  显然法国既没有像荷兰也没有像英国那样获得成功。法国实际工资指数从―五五一年至一五七五年的平均百分之四十四下降到一五七六年至―六OO年的百分之三十四（图9．6c）；在十七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里恢复到百分之四十二，而整个世纪则在平均百分之四十一上下波动。法国在这个世纪不能大幅度改善其国民的福利，虽然其人口水平并没有变动甚或下降了。
  更坏的是西班牙的命运，其国民的福利受到了明显的损失。人口变动一直支配着经济：当天灾袭来时，人口减少，实际工资便上升（图9．6d）；当人口再次增加时，实际工资便下降。一五八九年至一五九一年、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三一年、一六五O年至一六五四年和一六九四年的天灾使实际工资得以改善；然而使发展缓慢的西班牙经济得到稍许改善竟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它没有力量应付人口增长的效应。
  十七世纪的资料表明西欧各国经济增长模型是有差异的。尼德兰联省和英国首次在面临人口增长的情况下成功地提高了生活标准。其它国家则依循现今为人熟知的那种经济福利和人口增长的形式向相反方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