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

因而对三圃制传播缓慢所作的解释隐含着一种成本收益决定：建立三圃制的心理费用和交易费用抵消了它有可能带来的可观收益。保守的农民观望等待着，要看到结果才会按新方法来处置他们的土地。
  为了更直接地继续运用这―成本收益方法，让我们首先按经济学原理考察一下三圃制的收益。耕地的增加和劳动在一年里分布得更平均，这些都带来了实际的改进，因为土地相对于劳动的短缺加剧已经造成了―种刺激来更加集约地（即单位土地使用较多的劳动）利用农业土地。甚至在九世纪，当西欧的村落总的说来还十分稀少时，有些地方的乡村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了，如垦荒出现所证实的，结果最后导致了殖民。但是某些地区人口继续增长，劳动的报酬递减使劳动的价值相对于土地的价值仍进一步下降，必然使单位土地使用较多的劳动变得较有盈利。饶有趣味的是休闲地三圃制（单位土地上明显投入了较多劳动）直到十二世纪时才被普遍采用，此时劳动供给更充裕了。
  三圃制的另一些优点也因人口增长和报酬递减的局部影响而突出了。新田地的垦辟意味具有任何开垦价值的旷野最后完全消失。连挨饿的农民用来狩猎、采集野果或猪饲料的山毛榉林地现在也很有限了，只得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失去了的猪肉和野味。在经济上，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更昂贵，因为饲养牲畜土地集约程度高，而土地则已变成日益匮乏的生产要素。天然荒地的减少使得过去用牛拖曳的场合用上了马。马匹被认为是一种效率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的生物能源；不过，如果牛（一种天然的“草燃烧炉”）可以靠荒地饲养，实际上不需要什么费用，而马则必须用比较昂贵的燕麦饲养，那么牛在经济上相当于两匹马的效率。但是，如果这两种牲畜都要用同样数量的谷物和干草（当时比较贵）饲养，那么合理的选择则应当是利用马。
  因而显然只有当人口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时三圃制才成为一种更好的组织形式，因为此时土地短缺，必须加以保养和更集约地利用。在较早时代当土地在各方面都十分充裕时，典型的二圃制虽则滥用荒地，但还完全应付得了经济效率的要求。（如果三圃制在效率上有明显的好处，那么随着新庄园的拓殖会很快在边远地区被采用。这样，从8世纪起它便应随着移民传播开来，到一二OO年时似应成为主导的农业组织形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三圃制只有当劳动的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已经下降时才是有效率的。三圃制是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动的一种适应，而不是一种技术上的变革。）
  三圃制是经济上对土地与劳动比率变动的一种合理的反应，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三圃制在整个西欧传播相对缓慢的原因。只有当土地变得匮乏时，三圃制的净收益才可能超过二圃制的收益。因而三圃制可以被认为是整个西欧人口密度提高的结果，它是滞后的。新方法直到十二世纪时才传入英格兰可能并不是偶然的，仅仅在前不久报酬递减才成为各地的一种普遍的情况，因此想必后来在最先接受三圃制的那些地区报酬递减已经成了无情的生活事实。  这样看来，三圃制不能被看作是效率的一种重大改进，而只能看作是对已变化的环境的一种反应。显而易见，经历了报酬递减而并未采用三圃制的共同体，当时可能处境更糟。但同样明显的是，土地仍像空气一样充裕和二圃制仍适用的那些地区的人均产量，高于土地匮乏、劳动报酬递减存在和三圃制已证明是更有效率的那些地区的人均产量。
  第五节
  我们已经考察了市场扩大是怎样导致城市拓居地、专业化和贸易的出现的。这一现象也影响了中世纪的技术水平。地方谷物市场以及地区和区际羊毛市场的扩大促进了以水为动力的谷物碾磨机和漂洗机的采用和推广。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对西欧以外的发明的采用和适应。由于那些已经暗示过和稍后要展开的理由，中世纪欧洲的制度环境不鼓励发明进程。
  但是公元一OOO年以后地方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水磨和风磨等著名的技术成就的传布。这一类利用自然力的资本改进表明可能带来很大的效率增益，但效率增益需要资本――在那个时代常常是大量的资本。因而它们只是在用来生产在前几代北欧人看来是大量产品的那些东西时才是经济合算的。地方上的人口密度只有显著提高和区际贸易只有明显增长才能证明这种规模的生产是合理的。既然人口密度的这一增长最后导致当地的劳动报酬递减和当地土地价值的相应上升，以致造成家畜饲养比以前费用更高，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利用自然力来替代役畜。
  到十―世纪时，用水力驱动的磨坊已经司空见惯。一O八O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调查清册记载了三千个共同体的五千六百二十四座磨坊，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英格兰在技术上就优于欧洲大陆。除碾磨谷物外，水力还被用于更多的和更广泛的活动，带动锯（可能是十世纪发明的），转动漂洗机和锻工杵锤。
  中古盛世的制度环境当然不鼓励以适当的社会规模进行研究。此外，技术上的改进并不完全缺乏，因为市场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专业化为改进生产手段的个人带来了较大的报偿。地方市场的扩大使固定费用高的某些资本货物第一次有效地得以应用。同时，专业化的趋势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从而降低了发现的费用。
  这一时期的水力试验还包括某些建造潮汐磨坊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风力得到了成功的利用，这似乎是西部的成就，是由于人口移动使他们离开了水力来源而引起的。他们发现，风虽然不如流动的河川可靠，但利用得更广泛，而且不受封冻的影响。水转轮的合理延伸是不久便遍布北欧平原的大型风力磨坊，这是十三世纪初期田园景观的一种共同特征。
  在着手开辟新动力源的同时，为改进增加商品量的技艺进行了尝试。动力传送的新装置包括用曲轴的拉力来带动风箱和转动车床，也采用踏板来转动车床和推动纺织机。
  纯经济领域的这些渐进发展（它们在回顾中似乎有重大价值）都可以用市场的延伸来解释。制度环境还是令人沮丧的，因为没有发明家或企业家能确信从自己的成果中取得全部收益或大部分收益。保密是防范各方面仿制的唯一对策。在这种种约束下研究和发明是不可能以接近社会最优规模发生的。
  这种通例的一个例外是武器的发展。在早期战争年代，发展新武器系统或改进现有武器系统的政治收益可能是很大的，因而当时上层贵族对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慷慨解囊。几项派生的和平时期的用益权便产生了。
  总之，中古盛世时技术确有进展，虽则由于社会风尚冷淡，其进程受到阻碍和冷遇。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以致发明家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然而就是在没有这种保证的情况下，扩大地方和地区市场的规模本身也足以使个人收益率超过加罗林王朝时期已存在了的个人收益率。这便特别鼓励了那些久已存在的技术的传布。不稳定的政治制度支持着某些适合战争的领域的研究，这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些适合经济部门的副产品。不过一般而言，如果任何新发明可以被随意仿制而没有补偿，那么便将阻止资源对任何研究和发展的投资，除本来属于专业化的那些以外。由于保密是发明者唯一的自救之道，新发明的收益扩散到社会受到阻止，这样一来，构成经济发展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就减弱或延迟了。
  那么总结一下在中古盛世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的经济成就可以说些什么呢?当然应当提到经济的持续广泛发展，此外还应提到创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市场体系。这一发展使交易费用得以下降，使职能专业化，并促进了新动力源的广泛利用，而每种现象又反过来往往使人均收入增长，生产率提高。与上述改进相反，人口过多和局部报酬递减则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只不过这一影响至少部分被边疆运动和三圃制的有限采用抵消罢了。 
 
 
 第六章 十三世纪的欧洲 
 
  十三世纪不像别的世纪。首先它不是一百年的持续时间。我们不知道它何时开始，肯定也不知道它何时结束，所以我们不能知道它究竟有多长。一无所知的原因在于对经济史学家们说来，十三世纪指一组独有的力量持续的短暂时期，描述它比确定它的年代要容易得多。  十三世纪终止了西欧的边疆运动，但它没有终止人口增长，人口继续以令人难忘的速度增长。城区扩大了。无论地方的、地区的或国际性的商业贸易都很兴盛。总之，这是一个活跃的时代；增长的鼎盛时期开始于十世纪。在这一无法确定的若干年间，这一时代将边疆社会的发展（那里人人似乎都得到了好处）与“令人厌恶的”十四世纪（在边疆社会人人都蒙受了损失）的种种恐怖联系起来。介于中古历史的这两个不同时期的一段时间充斥着各种对比、反论和饶有趣味的历史问题。十三世纪代表中世纪的成熟期。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前几个世纪那种明显的粗放性和集约性的增长不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