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汪精卫

    "这件灰背大衣，跟胡蝶的那件，一模一样。"
    这一说，黄秋岳想起来了。报上登过一张照片，中苏复交后，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赴任；在同一条邮船上有梅兰芳与胡蝶，新闻记者邀一貌堂堂的颜大使与梅胡合影，真能尽华夏人物之美，是一张极有名的新闻照片。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这样一件灰背大衣。
    "不错！"黄秋岳说："可惜，价钱太贵了。"
    "买得起就不贵；才4000块钱。"
    "4000块钱还不贵。我一个月的收入才多少？丽人一袭衣，下官半年粮。"
    "你又要哭穷了！银行里几万块钱摆在那里。哼！"
    听得这话，黄秋岳始而一楞；继而一惊，顾不得姨太太的唠叨，赶到银行里查帐；果然有一笔5万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经过交换，收起入帐，算日子正是与须磨会见第二天的事。
    这跟"栽赃"没有什么两样。黄秋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报告长官；但兹事体大，必须谋定后动。于是找了个清静的咖啡馆，一个人坐下来细想。
    结果是，越想问题越多；对他最不利的是时间问题，可想而知的，须磨出此一着，当然另有布置，早已占了防御上的优势。如果须磨约会之后，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入的当天，便将实情和盘托出，都可以邀得谅解，甚至还会获得奖励。如今时机已经错过，据实上陈，所换得的必是一句诘问：你为什么不早说？从而就会产生诛心之论：是内心在动摇，考虑接受须磨的条件。那时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早已决定拒绝须磨的要求，所以当时不即据实报告者，是觉得不必多事；哪知须磨居然"栽赃"，这就绝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样说法，似乎没有毛病；问题何以迟至这时候才来报告？是因为一直不知道须磨有一张支票存入他的帐户之故。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是姨太太迎着他问："你怎么一声不响，往外就跑；到哪里去了。"
    "我到银行里去看帐。"黄秋岳答说："那笔钱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你不知道。"
    "唯岂不知道才问你，人家的钱为什么存入你的户头？"
    黄秋岳不愿多说；"以攻击作为防御"，故意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户头里有5万块钱？"
    "那天银行打电话来的。"
    "什么？"黄秋岳大惊："银行打电话来的。怎么说？"
    原来须磨派人去存钱时，只知道名字，不知道帐号；银行职员看面额很大，而存钱的人不是黄秋岳往日所派的工友，怕发生错误，所以曾打电话到黄家去求证。
    "银行的人问我，是不是派人来存5万元？我怎么好说不是？当然说不错。"
    "那！"黄秋岳气急败坏地问道："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应该你自己跟我说才是。"
    她的解释是，黄秋岳曾经说过，只要他有钱，一定尽量给她用。现在有这么一笔说大不大，说小真不小的款子在银行里；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说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随口敷衍？倘出真心，自然会主动告诉她，此刻我有钱了；有多少，你要花就花吧！
    "不错，我说过这话。问题是这笔钱不是我的。"
    又回到原来的疑问上来了："不是你的钱，怎么会存到你的户头里？"
    "是别人寄存的。"
    "谁？"
    "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她脸色铁青，"谁也不知道，你安着什么心？甚至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牛头不对马嘴。"
    想想自己的话，漏洞确实很大；既是别人寄存，安有支票存入银行时，不先通知他的道理？而况寄存之说，根本不通；那人为什么自己不开个存款户头，直接"寄存"在银行里？
    要解释这个误会，只有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但妇人不可共机密，就算她谅解了，同意不动这笔款子，也会惹出许多麻烦来，而况她绝不会同意！
    "你怎么样？如果你心疼钱，以后就别说那种慷慨的话。我是实心眼儿，信以为真，结果搞得下不了台！"
    "好了！"精神濒临崩溃边缘的黄秋岳，一颗心突然一松；自觉"得救"了，"你把我的支票本拿来！"
    替爱姬买了灰背大衣的第二天，便是约定给须磨答复的日子；他踌躇了一天，不知怎么办？到得下一天，接到须磨的信，问其他的儿子所主管的一个外交上的问题无关机密；但如作了答复，便是接受须磨要求表示。黄秋岳考虑了一夜，终于跟他儿子通了电话，给了须磨满意的答复。
    以后的一段日子，倒也并没有多大的麻烦；黄秋岳方在庆幸，并未出卖了国家的机密，不料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西安事变"，须磨的要求便多了，每天都要有情报。因此，政府对因应此一巨变的全部过程，日本了如指掌。
    到得二十六年1月，须磨以此功劳，连升三级，内调为外务省情报部长；这是个大使级的职位，而须磨不过是比公使犹低一等的总领事。
    须磨离职，黄秋岳并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由须磨的继任者，接收了黄秋岳的关系。半年之后，爆发了七七事变。
    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接到来自宋哲元、秦德纯的详细报告后，判断这是日本军的挑战，不应视之为偶发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他生气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应战。
    蒋委员长看得很清楚，日本从1934年初斋藤内阁的陆相荒木贞夫不安于位；到1935年秋天，岗田内阁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被逐，皇道派完全失势，侵华的步骤即逐渐加紧。及至1936年发生"二二六事变"，军部所支持的官僚广田弘毅组阁，竟接受了统制派的要求，恢复陆相现役制；陆军想并吞华北五省的狂妄野心，更为明显。最彰明较著的一个事实是，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建议扩大华北驻屯军的编制，司令由旅团长少将级，改为师团长中将级；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则越过他们的大使，直接向陆军省要求增兵华北，于是这年1936，亦即民国25年的5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华北驻屯军司令改为"亲补职"，由昭和亲自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廊中将为扩大编制后的第一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半个月以后，陆军省"行最小限度的增兵"，是一个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北平成立了司令部。凡此都是对中国将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所以武装冲突的性质，即令是局部的亦会很快地发展为全面的。蒋委员长看得最透彻的一点是，日本军阀的野心永无止境，即令忍辱受侮，答应全部要求，甚至承认"满洲国"；但遇到国际矛盾冲突，时机有利日本时，他们仍旧会越黄河而南，继续侵略。
    因此，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应战；特别可珍视的是，民气可用，把握这多年以来所培养的宝贵的时机，一定能为国家民族，死中求生，打开一条出路。就算败了，国格未失，精神不死；倘或再不抗战，国民精神日趋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那就真的要沦为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了。
    这个决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随即下令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赶回南京，着手动员；3天之内就拟定了具体的全面抗战的军事计划纲要，在7月底以前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准备以180个师第一线100个；预备军80个，与日本军阀周旋到底。
    但是，在华北苦心撑持的宋哲元，尚未了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已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动员的决心，所以仍旧忍辱负重地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得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蒋委员长接到各方面的报告，证实日本政府已受军部牵制；而陆军首脑部中，"扩大派"压倒了"不扩大派"，决定由日本本土派遗3个师团包括驻广岛的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内；朝鲜派一个师团；关东军派两个旅团，投入华北战场时，认为让全国民众了解国家民族的存亡生死，已到了"最后关头"；唯有"凭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的时机已经到了，因而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会"中，发表了以《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演说；第三天，演说全文见报，全国民众热烈响应，人人都了解：这回，中国跟日本要拼个你死我活了。
    下一天，蒋委员长下山回南京；随即派遗二十九军出身的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北上，向宋哲元说明中央的决策及全面抗战的步骤。这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专阃所寄的大将，立即改变了态度，下令正在撤退中的三十七师，停止后撤。
    这时的政治重心，已由庐山回归南京；行政院院会的重要性亦就恢复了。于是黄秋岳受到日本总领事馆的压力，亦就愈重。到了7月29日，二十九军奋勇抗敌，在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成仁；官兵伤亡5000人，但也予敌重创以后，平津相继弃守，战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