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战

 
  有人认为上述这种做法是一种适当的处理原则。虽然在数学中很少使用这一原则。对正确论述战争原则的著作，应尽量避免修改其内容，并设法使它适应现时的需要。这样做有利于学生重视战争原则的长远意义，而不会去钻研那些含糊不清的所谓经验总结。近些年来，在美国熟悉《野战条令(三)》讲义的人为数甚少，他们把它作为准则使用，视为一种具有明显实用价值的论述战争的文件。掌握该条令思想的人确实会认为，对苏联的作战情况是可以预见的，关于北非战争的特点也是可以正确判断的。富勒对装甲战或对坦克防御的每一个发展几乎都没有忽视。就这一重要的方面来说，该条令是独一无二的。仍然还有其他一些论述装甲战的著名书籍，但没有一本象该条令那样能全面、详细、透彻地论述这个专题。 
  值得指出的是，富勒对战争的远见卓识必然会使他享有盛名。作为评论家，他的才华体现在他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善于抓住战争中存在的实际困难问题，没有后一种能力，只凭了解几条原则是很不够的。正如富勒所说：“没有一本书能教会你骑自行车，你必须自己亲自去骑自行车，而且在你开始想当一名选手之前，你一定经历了多次失败。”因此，不应把《野战条令(三)》讲义看作是一部理论家写的著作，而是一位血战疆场的军人的智慧结晶。他汲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所见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反映了他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并继续大胆地探索未来的发展。 
  虽然这本《讲义》原先是为英国陆军写的，而且是以英国陆军的军事法典――野战条令为其主要内容，但对《讲义》的学习，在欧洲地区比说英语的民主国家更为广泛。本《讲义》还有供苏联红军和西班牙陆军阅读的版本。捷克人非常重视《野战条令(三)》讲义，甚至把它作为捷克参谋学院讲授机械化战争的基本教材。一位捷克高级军官谈到这本讲义对德国陆军的影响时写道：“德国人把它视为他们的‘圣经’，他们对法国和比利时佛兰德的整个进攻都是按富勒的教导进行的。”英国1939年驻柏林的武官丁・丹尼斯・戴利准将在1942年8月出版的《陆军季刊》上发表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他写道：“另一位……是古德林将军，他给我介绍了许多有关富勒少将著作的内容”。海因茨・古德林当时是德国最著名的坦克专家。 
  一位职务高的苏联军官告诉我，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的三个月，铁木辛哥元帅曾命令把这本《野战条令(三)》讲义作为红军的“日常读物”，即每个军官随身携带并经常参考的书本。铁木辛哥元帅说过，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杜黑的《制空权》才能与此书相提并论。 
  当富勒着手写这本《讲义》时，就如他自己所谈的情况那样，在他的思想中已具有下述总的观念：所有陆军部队势必从徒步步兵向摩托化步兵过渡，如同十九世纪的海军从扬帆航行转向依靠发动机航行一样。由此进一步得出的推断是：徒步步兵部队也许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留，而摩托化机动部队可能有装甲的与非装甲的两种基本类型。从战术上说，第一种可能是“正规部队”，第二种可能是“非正规部队”，富勒称第二种为“摩托化游击部队”。“摩托化游击部队”不是象“法朗支票签发人”那样呆板地活动，而是由一定构成的部队(或兵团)的士兵以非正规方式战斗，即比装甲部队能更独立地战斗，类似德国入侵法国时使用摩托车战斗的那种情况。当时富勒将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冯・泽克特将军思想的影响，即用民兵(包括大量的国家劳动力)来扩充小规模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德国国防军。但与冯・泽克特将军的这种思想不同的是，富勒将军所探求的职业部队必须是机械化的，也就是装甲部队，而民兵必须摩托化，并部分地进行游击战训练。 
  尽管当时人们认为遂行突击任务的坦克应配备重装甲，富勒将军却过高估计速度的防护作用，结果低估了加强坦克装甲厚度的可能性，并增大了坦克主炮和反坦克火炮的口径。虽然他对轻型坦克(当时正被采用)从未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仍然认为，《讲义》中主张采用的坦克类型是那些作战所需要的坦克，尤其是那些能快速实施远距离机动、遂行侦察任务的坦克。 
  虽然自《讲义》写成以来，坦克装甲厚度已有增加，坦克主炮口径也已增大，但坦克运动速度和距离基本上仍同十一年前一样。因此，基本战术没有新的变化。鉴于这种情况，即使是了解十一年来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编制方面变化的读者，仍将发现这本过去写的《讲义》在战术上的价值。无论如何，这本《讲义》确实说明了根据理论材料有可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战术，也说明了1939年那些民主国家毫无准备地投入一场机械化战争，在军事上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所需要的是一本新的坦克“圣经”，它可能摒弃《讲义》所论述的某些过时的作战方法。阅读《讲义》的人最有资格判断《讲义》是否是富勒的手笔。我想，读者得知《讲义》的图解设计均出自富勒之手的情况后，会对富勒写此《讲义》更加确信无疑。 
  这本书对渴望丰富思想的军人来说，具有促进作用。即使他现在从事的是某种平凡的文字工作，但这本书能使他更深远地观察战争。我们除负有军人的责任外，还负有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本书的非凡经历告诉我们，或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一个民主国家，军事问题不能靠一个将军的灵感来解决。高明的思想开始往往是由个别人掌握，但只有这种思想由个别人掌握发展到为多数人掌握时，我们才能发现它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意味着，就今后军事的发展而言，千百万民众对国家安全和现代世界军事力量问题的考虑，要比过去更加深刻。 
  我们每个人也许都会赞同已故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这段话：“在怀疑和丧失信念时，有一点我却坚信不疑，即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这同一世界的人们，都认为，信念是真诚而崇高的。它会使士兵为了履行他盲目接受的任务，达到他很少了解的目标，实现对他毫无印象的作战计划，实行他不懂的战术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如果士兵清楚地了解其任务，精心理解国家的目标，懂得所采用的战术，那么他的信念会更真诚。信念的确立或丧失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为它而献身。但信念的崇高之处，在于人们不仅为信念充分作好献身的准备，而且能为信念满腔热忱地思索。 
  美国陆军中校S・L・A・马歇尔 1943年7月                                 
第一版序言 
   我认为本书是同类书籍中最早的一本，也就是说，是第一本完整地写机械化部队作战的书。确实在我们军队中已有一本关于装甲部队的保密的教科书，但它不是一本完整的教范。由于保密，它失去了这种著作广泛传播的目的。今天所需要的是公开的而不是保密的书，一种可以到处买到、读到和存放的书，而不是一种锁在保险柜内的书，因为除好奇心的人外，很少有人读这种保密的书。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一般战术训练方面应有两本书，一本是关于现时作战的书，另一本是关于未来作战的书。我所以一再提出这个意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军事转折的时代，一旦明天爆发战争，除非我们已预见到未来战争的可能情况，否则我们即使充分了解现时作战情况，也会对未来作战处于思想准备严重不足的状态。 
  上述第一本书的代表作品是《野战条令(二)》，第二本正是这本关于《野战条令(三)》的“讲义”。目前，《野战条令(三)》尚未颁布，但总有一天要颁布。 
  由于没有可供遵循的官方方针，我采用了我撰写的《野战条令(二)讲义》一书的体例，并尽可能使每一讲都围绕“摩托化”、“机械化”这一内容。坐下来写一本完全新的教范，从许多方面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但它不一定能使学生很容易地把现在的作战与将来的作战联系起来。一本新的教范在理论上应有更高的逻辑性，而目前出版的这本《讲义》虽然只是一些解释，但可使读者以合理的程序来了解整个战争问题，也就是首先学习官方的教科书《野战条令(二)》，然后学习我写的《野战条令(二)讲义》(该讲义对《野战条令(二)》作了解释和评论)，最后学习目前出版的这本解释和评论未来作战的书。 
  这种学习程序将引导学生正确理解我最初忽视的未来作战问题。我不是那样傲慢，以至认为我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相反，如同其他的人一样，我清楚地认识到，在一种观点未被证明是正确还是错误之前，应根据自己的经验力求作出最后的结论。但我坚信，人们对我们现在许多肯定的东西将持怀疑态度，并会探索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能悬而不决，而必须采取一种方法予以解决，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必须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可能被发现有不足之处，需进一步改进。 
  我写的这本书是以《野战条令(二)》作为基本材料。这种做法也许会使书的内容有许多重复之处。虽然评论一个过去已肯定的问题也许是一种不妥的做法，但我不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