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传

李克农到桂林，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一职的。早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就作出决定:武汉失陷后，在重庆、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为此，“八办”副官刘恕，偕同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被派往桂林进行筹备。   
    刘恕到桂林后，先是租用桂北路138号“万祥醋坊”老板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办公用房，以后又在城北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电台、仓库和接待站。   
    10月25日，周恩来在撤离武汉到长沙的路上，巧遇国民党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周恩来告诉他，中共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已派李克农担任主任(即处长)，请白允予协助。白崇禧当即答应。这样，国共双方实际上就中共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李克农率领大批人马抵达桂林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正式开始了工作。桂林“八办”对外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或“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   
    桂林，一向以其秀美的山川、碧绿的江水闻名于世，而在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桂林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和海外的重要通道。它既是国民党中央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军阀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域，也是中共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   
    抗战初期，桂系的态度比较开明，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曾说:“现在日本人虽然打下了武汉，但蒋求和之心不死，如果他要和，定要牺牲我们，所以必须提防，多与反蒋和反对和谈的人紧密联系。”这个联系的桥梁之一，就是著名的“广西建设研究会”。   
    该组织是1937年10月李宗仁赴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职前，主持成立的，李宗仁自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白崇禧指派广西教育界元老李任仁代为延揽了一批进步人士、著名学者，充实这一组织。   
    “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是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上是个与各种势力密切联系的政治组织。千家驹、胡愈之、张志让、阳翰笙、范长江、李达、欧阳予倩、杨东莼、夏衍、金仲华、李四光、邵荃麟等知名人士，都曾是研究会聘请的研究员。   
    白崇禧的本意，是藉此壮大自己的政治声势，亮出一块广西进步的金字招牌。但这样一来，不少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与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会桂城，客观上使这里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异常活跃，逐渐确立了大西南文化中心的地位。   
    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工作的。办事处人员精干，事务繁重，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与开展、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与南方文化运动的推进、八路军与新四军后方的供应运输工作、各地人员来往交通、与香港及海外的联系、后方烈属及抗属的救济等等，都在李克农的亲自主持下，积极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机要秘书谢和赓     
    以李、白、黄为首的新桂系，是桂林“八办”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周恩来、叶剑英等已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李克农在这一基础上，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上朋友，宣传中共的统战方针。   
    李克农新官上任，首先拜会了广西省长黄旭初。   
    双方寒暄过后，黄省长有意无意地问李克农:“李主任，不知我们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活动?”   
    李克农诙谐而机敏地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那是在骗你，我本人就是嘛!”黄旭初默然无语，似心有疑忌。   
    李克农坦率地说，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目的是支持广西的团结抗战，决不会干涉广西的内部事务，也决不会挖广西的墙角，请黄省长放心。黄旭初点头称是。   
    李克农对大事很是注意，小事也从不放松。   
    1938年10月，以总编夏衍为首的《救亡日报》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了广州，经肇庆、柳州来到桂林。夏衍原定于11月8日只身赴长沙向周恩来和报社社长郭沫若请示报纸复刊后的指示。临行前，夏衍来向李克农辞行。   
    李克农建议，为争取报纸在广西的“合法”地位，让桂系当局安心，应先去走访黄旭初省长。   
    言之有理。夏衍在动身前，先由刘仲容陪同去拜访李任仁老先生，然后由李任仁陪同对黄旭初作“礼节性”的拜访。   
    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徐特立从衡阳来到桂林，转往重庆。李克农也请千家驹介绍徐特立去看望黄旭初。   
    中共态度如此真诚，国民党广西当局疑虑顿消，欣然表示愿同中共合作。   
    黄旭初兼任校长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典型。该校建设之初，办学人才奇缺。黄旭初提出聘请著名教育家、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担任教育长。   
    杨东莼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担任该职。征得黄旭初认可后，杨东莼掌握了该校的实际领导权。李克农还抽调了40多名中共党员到该校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并建立了两个党支部。学校开办两年，不仅为广西当局培养了一批干部，而且还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这些人对推动广西的群众救亡运动，贡献不凡。   
    为配合公开的统战工作，李克农还经常通过在国民党的党、政、军中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和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对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   
    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就是其中的一位。谢和赓早在1926年年仅14岁时，就在其兄谢铁民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华北党组织派他赴察哈尔(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冯玉祥西北军担任吉鸿昌的秘书。察哈尔抗战失利后，华北党组织又派他回广西从事桂系上层的地下工作。   
    1934年秋，谢和赓通过其同乡、同学马仲孚的引荐，当上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指定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谢和赓随同前往，同时担任了国民政府的秘书。   
    作为白崇禧机要秘书和国民政府的秘书，谢和赓的主要工作是在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主持下，分管一些日常事务和做会议记录。由于他经手多种文电和材料，对国内外、前后方的情势，了如指掌，加上自己不断思考，常常会产生一些有关抗战的新想法来。抗战以来，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华北前线，70万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太原前线，国民党军防线岌岌可危，而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对日作战，屡建奇功，原因何在?谢和赓不时思索着这个问题。终于，他有了答案:对日寇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二法门。   
    谢和赓将他的这个想法写成了厚厚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并在文章的右下角注上:“白副参谋总长机要秘书并大本营秘书谢和赓呈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副参谋总长核呈蒋介石统帅”。   
    这篇长文送呈后，赢得一致好评。白崇禧还根据该文的主要内容，总结出后来成为他战略名言的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谢和赓亲自把这份材料送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交到了李克农手上，请他转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看完这份材料，高度重视，在上面划满了记号和眉批。一天，谢和赓来到办事处，周恩来当着李克农的面夸奖道:“和赓，没想到你在察哈尔只有很短时间的作战经验，而能写出这样具体的纲领和方案来，确实难得!”李克农也走过来，笑着说:“你这个小鬼，还真行!”   
    这篇文章也使得白崇禧对谢和赓另眼相看，1938年元月，白崇禧下令提升谢和赓为上校。 
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慕     
    不久，白崇禧又交给谢和赓一项任务，让他起草一个题为“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的讲话稿，供他在召开国民党军师以上集训团会议时演讲之用。谢和赓接到任务后，三天三夜没合眼，拟出了初稿。为确保稳妥，他将稿子交给了李克农，请他转呈周恩来校阅。   
    次日，当他取回原稿时，只见周恩来将其中指责国民党军脱离群众等过火语句约两千多字给删除了。谢和赓心里很激动，一旁的李克农说:“你看看，恩来删掉的都是本着白崇禧  的地位―――军训部长，而不是副总长的地位指责政治工作的失误……”谢和赓连连点头:“我也看出来了，改得太好了。感谢恩来同志呀!也感谢你!”   
    后来，谢和赓在见到李克农时，又谈起这件事时，李克农还笑着说:“你看看，有恩来做你的‘改文老师’，这恐怕是一个两党合作中的奇事，不但老蒋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料想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