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来到的日子

可是，为什么我要掩盖他的品质，为他的品质进行辩护呢？
  总是我在讲话。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的讲话絮絮叨叨并不明智时，我会大吃一惊。
  帕洛德是个沉默少语的年轻人，对待任何事都能自我克制并显得拘束。而我却有着年轻人最最重要的天赋才能，这种天赋才能就是能言善辩。在我内心深处，我给帕洛德的诊断是：有点迟钝。我想象中他那静静的样子就像是被某种科学的警示捆住了手脚的孕妇。我没有注意到，尽管我的手特别善于打手势或握住一支笔，帕洛德的手也能做各种各样的事。而且，我也不认为这种能力就一定会从指尖传到大脑的某个地方，尽管我一直在夸耀我的速记，我的文学功底，我在罗顿经营的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帕洛德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拼命用功的有关圆锥的课程和复杂的运算上。如今，帕洛德已经是个名人了，一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人物。他在有关交互辐射方面的研究已经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认识水平。而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在智力的森林里伐木的工人。如今，他像我一样会笑着想：在早年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是怎样以他的恩人自居，装腔作势，说着一些不可理解的东西啊！
  那天夜里，我显得非常有口才而且硬说给他听。自然，我被罗顿深深地困扰住了。罗顿以及罗顿一类的雇主、工资奴役缺席的非正义、以及我们的生活被强行拖入盲目的工业化的死胡同里，这些事情深深地围困着我。但是，当我再一次审视其他事物时，内蒂还在我的灵魂深处，不可思议地关注着我。在我和帕洛德之外的某个地方，我保留着我的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就是我一直对他装腔作势的部分原因。
  我不会过于详细地描述一个愚蠢的青年的交谈来使你厌烦，尽管这个青年充满了苦闷和恶运，他的声音缓解了他令人苦恼的耻辱。事实上，现在我已不能详尽地区别出我的侃侃其辞与我过去对帕洛德所说过的话了。例如，我已忘了是否在那时，或在那之前，或在那之后，抑或是由于偶然，我承认我已经吸毒成瘾了。
  “你不该那样做，”帕洛德突然说，“你不要用毒品伤害你的大脑。”
  我的大脑，我的辩才将会成为我们党在未来革命中的宝贵财富……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有件事确实在我们的谈话中谈到过。当我开始行动时，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不能离开罗顿。我只不过想当着帕洛德的面辱骂一下我的老板。
  “我再也不能容忍罗顿一家了。”我一边对帕洛德说，一边做了个戏剧性的动作。
  “残酷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帕洛德说。
  “明年冬天。”
  “还要早。美国人一直生产过剩。他们准备倾销。钢铁贸易正要大起大落。”
  “这我不管。罗顿银行是不会倒的。”
  “囤积硼砂？不，我听说……”
  “你听说什么了？”
  “行业秘密。但是，对陶工来说危机就要出现了。这已不是什么机密。一直在借贷，在投机。老板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做一种生意。我只能讲么多。不出两个月半个山谷就可能开始‘表演’。”帕洛德精辟有力地发表了不同寻常的长篇讲话。
  “表演”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婉转的说法，它指的是当一个没活干而身上又没有一分钱的时候，指的是日复一日的萧条，到处是饥饿的游民。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是当时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
  “我最好坚持呆在罗顿家。”帕洛德说。
  “呸！”我说着，一边假装厌烦地打了个手势。
  “就要出现混乱了。”帕洛德说。
  “谁在乎那些？”我说，“让麻烦出现吧！越多越好。早晚有一天，这种制度得毁灭。这些搞投机垄断，搞托拉斯（注：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之一，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托拉斯的成立，是为了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资本家们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糕。为什么我就该呆在罗顿的办公室里，像一只受惊的狗，眼睁睁地看着饥饿的人在街上徘徊？贫民就是主要的革命者，当他们出现时，我们就该出动，向他们吹呼致敬。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就要这样做。”
  “听起来挺不错。”帕洛德开始说。
  “我厌倦了这一切。”我说，“我想尽办法与这些姓罗顿的去斗争。我想如果我也饥饿难忍，我就可能与那些饥饿的人交谈。”
  “别忘了你的母亲。”帕洛德用谨慎口吻说。
  这倒真是一道难题。
  我用浮夸雄辩的话把这问题遮掩过去，说：“一个人能母亲缺少想象力，他就可以葬送世界的未来，甚至葬送他本人的未来吗？”
  离开帕洛德，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天已经很晚了。
  我们的房子位于克莱顿教区教堂附近很有名望的小广场。加比塔斯是教区的副牧师，他就寄居在我们的房子第一层。楼上住着一位叫霍尔罗德的老小姐。她在瓷器上描绘花卉，邻屋供养着她的盲姐姐。我住在地下室，睡觉在顶楼。屋前由五叶地锦遮掩着，乱糟糟一团团地从门廊上垂下来。
  当我走上台阶时，一眼瞥见加比塔斯先生正在房间借着烛光给照片上色。他那平淡生活的主要乐趣就是背上小巧怪异的快镜相机到国外去度假，回来时带着许多模糊的底片。那都是他在风景有美令人留恋的地方拍摄的。摄影公司按优惠价格为他冲洗出来。然后，他会花一年的时间在晚上把它们印制出来，以便把照片分送给他的朋友。
  他在克莱顿国立学校有许多工作。例如，他会用古英语字体题赠他的照片：“意大利旅游照片E·B·加比塔斯牧师”。似乎他就是为了这才生存在世上，才旅游，才立身于世，这也是他唯一真正的乐趣。借助遮光灯，我可以看到他棱角分明的小鼻子，眼镜后稍显苍白的眼睛，以及因努力工作而萎缩的嘴。
  我的母亲让我进了屋。她望着我，什么也不说。因为她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她也知道即使问出了什么事也无法补救。
  “晚安，妈妈。”我说着，然后有点漫不经心地吻了她。
  我点燃了蜡烛，立刻举着它，走了出来上楼去睡觉。我没有回头再看她。
  “我还给你留了晚饭，亲爱的。”
  “我不想吃了。”
  “可，亲爱的……”
  “晚安，妈妈。”我上了楼，砰的一声关了门，吹灭了蜡烛，躺到了床上。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才起来脱衣服。
  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候，母亲默默哀求的面孔激怒了我。那是无法描述的。那天晚上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必须对此进行斗争。如果我不去斗争，让步了，我就难以生存下去。这件事伤害了我，分裂着我，我的忍耐程度几乎不足以抗拒它。显然，对于我来说，我必须为自己认真思索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行为问题和权术问题。母亲那可怜的单纯信仰根本帮不了我。
  对此，她根本就理解不了。她的信念就是人们已接纳了宗教。她唯一的思想就是盲目地顺从已被公认的秩序、法律，以及顺从于所有那些比我们有势力的受推崇的人。对她来说，信仰自由是无法想象的。尽管我经常和她一起去教堂，但是从各种的迹象上，她已经知道我正在渐渐抛弃那些曾经支配了她一生的东西，正在接纳一些可怕的未知的事物。我敢说，她可以从许多方面猜出我所干的那些遮遮掩掩的事；她已经觉察出了我所信奉的社会主义，觉察出了我在精神上对现行制度的叛逆；觉察出了我对她认为圣严不可侵犯的一切怀有严重的不满。然而，你知道，她想要保护上帝的愿望远不及我想要做的。她好像总想对我说：“亲爱的，我知道这很难。但是，推翻这一切更难。不要向它开战，亲爱的，别这样！不要做任何侵犯它的事。我相信，如果你侵犯它，它肯定会伤害你；如果你侵犯它，它肯定会伤害你。”
  像当时的许多女人一样，由于受到现行秩序残忍的暴行的
  恐吓，她已被吓坏、被征服。它使她身心扭曲，使她未老先衰，使她老眼昏花，所以，在她５５岁时，她只能凭借着不值钱的老花镜凝视着我的面孔。她眼光钝暗，视力模糊，带着惯有的忧虑。再看她的那双手，那双可怜的手啊！整个世界上，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女人的手如此脏，由于辛劳而畸形，如此粗糙，像树皮一样皲裂……。总而言之，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对自己说，我与这个世界和命运的抗争不仅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她。
  然而，那天晚上，我使劲从她身边挤过，不耐烦地回答了她的问话，把她丢在走廊里，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为生活的困苦和罪恶而愤怒，为罗顿的侮辱而愤怒，为内蒂来信的无情而愤怒，为我的软弱和卑微而愤怒，为我所无法忍受以及我的无所做为而愤怒所激怒。内蒂，罗顿，我母亲，加比塔斯……他们一遍一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使我筋疲力尽。我无法制止那些接踵而来的烦情扰事。
  忽然，我感到情感已枯竭。半夜里，听到钟在敲。我记得很清楚，我突然站起来，在黑暗中迅速脱下衣服，入睡前几乎没有碰一碰枕头。
  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夜母亲是怎么入睡的。
  奇怪的是，我尽管强烈地责备自己对帕洛德的傲慢，但是，我从没有因我对母亲的行为而责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