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

 
  宋王朝虽然积弱不振，但却是士大夫的乐园。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弟世家消灭。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弟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弟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王朝对封爵贵族也同样严格防范，亲王、附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全由士大夫充当。士大夫不但掌握了全部政权，而且掌握了全部的军权，因为赵姓皇帝为了防止"陈桥式兵变"，剥夺了武将的军权，改由文官统率军队。宋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你的出身再高贵，哪怕是皇亲国戚也要受士大夫的领导。于是士大夫对政府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士大夫在宋王朝如鱼得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言论自由的王朝（这种自由仅限于官僚），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很轻。朝庭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随时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批评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确然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士大夫本应利用这种宽松环境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法案，但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窒息了他们的灵性。他们不但没有利用这个有利制度来促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相反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表反对的言论，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元帝国是士大夫的坟墓，蒙古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士大夫失去了作官的机会，在帝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最尊贵的阶层一下子跌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连他们一向瞧不起的贩夫走卒都可在他们面前表现优越感。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在蒙古政府为帝国人民划分的社会等级中，士大夫屈居第九位，连娼妓也比他们高一个等级。在蒙古人心目中，娼妓能够创造财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阶级；而 
士大夫则是全靠他人养活的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强悍民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尤其让蒙古人瞧不起的是：这个自以为高贵尊严的群体在淫威暴力的压制下居然能够出奇地忍辱负重，谁也没有拿起武器造反，向执政府讨回尊严，这样的群体真是一个理想的奴役对象，不去虐待他们那才叫天理不容。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也被划分为第九种人，还在前面加了一个"臭"字，简称为"臭老九"。臭老九不但不能当官，还被大批赶进牛棚，白天从事养猪掏粪等他们一向所不耻的最低贱的体力劳动，晚上则被他们一向羞于与之为伍的"泥腿子"批斗（从精神上百般凌辱）。值得一提的是：臭老九最大的反抗行动是自杀。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没有尊严，而失去尊严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但士大夫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给他官做，人性的尊严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尊严而失去官位在他们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明王朝的士大夫为了升官晋爵，竟然挖空心思给皇帝配春药和争先恐后向宦官谄媚。在清帝国各级政府，汉人官员（士大夫）见了满人官员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官员昂然上座，汉人官员长跪在他们的身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士大夫不敢起来。有时满洲人谈的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士大夫跪的太久，竟然仆倒在地。但士大夫只要能够当官如故，跪着办公并不认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士大夫不但没有尊严，还没有任何自由，言论和行动自由都没有。朱元璋得天下后，士大夫连不当官的权利也被取消，一直受社会尊敬的"隐士"与大奸大恶的罪犯一样被处极刑。如果你想辞官不干（士大夫很少干这事），李仕鲁则是典范，他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看不起皇帝的人就只有死路一条，并且是很悲惨地死去。 
  本文的标题是《士大夫的悲哀》，但主题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文章最初就是定的这个标题，但因害怕招来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敌视，才改为现在的标题。读者可以看到，我在文中一直努力回避"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但仍不可避免地经常提到它。好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义词，我的初衷读者应该体会得到。我在论述知识分子的悲哀时，并不是从整体上否认知识分子群体，也不承认其它的社会群体都比知识分子优越，就象《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并不说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一样。我在文中只论述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不能因此断定知识分子身上就没有可取的优势。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有学问，自制力强，有较高的道德情操，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头脑较为清醒，不容易被愚弄等等。这些不是本文论述的范围，本文的初衷是忠实地暴露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使知识分子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弱点，并进而战胜这些弱点，使自己的能力和德行有更高的超越，真正成为社会最优秀的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从改正自己的不足着手，才能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尽管我在文中专门说知识分子的"不是"，但我在情感上是偏爱知识分子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上述的弱点劣性我或多或少也沾染一些。我写此文的用心和《丑陋的美国人》的作者一样，他想使美国更强大我想使知识分子更优秀，并因此更受全社会的尊重。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文中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并不包括知识青年（太学生或大学生）。知识青年无疑是中国社会最有良知也最为进步的阶级。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知识青年不止一次率先站起来掀起伟大的救亡运动，用自己的胸膛去迎击侵略者和反动政府举起的血淋淋的刀剑，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普写出最悲壮最雄浑的最强音。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知识青年一旦走向社会成为知识分子，就很难抗拒士大夫的"同化"，他们高贵的灵魂不久就会沾上污点。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把今天知识分子的弱点概括如下，便于读者与士大夫的劣根性进行比较，并因此发现士大夫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 
  "自视过高，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争个是非曲直。 
  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正视他人的优势和长处；办事分不清主次，总喜欢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自 
我表现。 
  没有全局观念，不善在协同事业中作出必要的让步；在宽松的环境中过分吹毛求疵，在淫威和暴力的压制下又能出奇地忍辱负重。 
  对自己的不幸记忆深刻，对人类的痛苦则引不起深刻的同情。 
  好抱怨不好行动，台下勇士台上懦夫。 
  对个人的安危进退过于在乎，缺乏为共同事业所必需的牺牲精神，结果付出的代价更大。 
  思想固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对他人求全责备，对自己遍设台阶，很少在口头上肯定他人的能力。 
  行为懒散，作风疲沓，缺乏进取精神；自以为掌握知识就可坐享其成，丝毫意识不到知识与贡献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报酬只能以贡献来衡量。
 ·第10章
农民起义的挽歌 
  前几天，我把本书的前九个篇幅送给一位在当地颇有权威的学者过目，想不到他对拙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位颇为自负从不轻易肯定一个人的主编在充分肯定本书的文笔和思想的同时，又极力劝我写一下"农民起义"这个主题。这个要求着实让我为难了好几天，一则起初我并没有把农民起义列入本书的主题，眼下骤然让我论述一个没有准备的题目的确有点力不从心；二则"农民起义"是一个敏感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主流的历史学家整整争论了半个世纪，因为政治的原因一直不敢下最后的结论。我一个无名小辈无端触及这个有争议的主题有可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三则我写本书的宗旨务求客观诚实，即使因此付出代价也不改初衷，而要客观公正地写"农民起义"是要一定"实力"（名气和声望）的，我眼下还没有这个实力。种种原因都在说服我必须回避这个主题，我也差一点就被说服，最后突然想到没有这个主题本书好象缺少点什么，出于对严正学术的痴迷我只好硬着头皮写这个题目了。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接触得最多的政治词汇是"批林批孔"和"农民起义"。在那近乎一张白纸的小脑瓜里，孔夫子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纵然死了两千年也要肃清流毒，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陈胜、吴广、洪秀全等农民领袖则是光芒万丈的英雄人物，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光荣正确，即使不在人世也永垂不朽，流芳千古。这种思想观念一直到我步入大学门槛时才开始受到挑战，我从图书馆里翻开《二十四史》和《剑桥中国史》，里面的观点和中学时代的教材大相径庭：孔夫子不但不是反面人物，还是中国最早的大教育家，对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胜吴广也不是什么革命英雄，所作所为也不总是光荣正确，他们也经常犯错误，甚至是危害国家民族的重大错误，比他们拚死反抗的政府高明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