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

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病情要轻得多，大多数能冷静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能促使个人和家国富强进步的文化。所以日本变法能够成功，日本能够强大起来。 
  也许有人要说，士大夫并非反对变法的阶级，象两次伟大变法运动的发起人王安石和康有为都属于士大夫阶层。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偏颇，王安石、康有为虽然是士大夫出身，也属于儒家学派，但他们超越了他们的阶级，解除了儒家加给他们的束缚，事实上他们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士大夫队伍中的叛逆人物。 
  --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御侮的意识，好喧哗取闹，成则独擅其功，败则彼此推诿。 
  人人都知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秀才贪生怕死，不敢冒大的风险，尤其是拿生命做代价的风险。每逢反政府的起义举事，秀才总是把个人的退路先找好，然后跟在大众后面起哄，没有勇气站在队伍前列抵挡刀枪剑戟，如此畏首畏尾的人难得有什么号召力。二是秀才心胸狭隘，不能容物，不能团结有共同志向的同盟军。没有群体的力量作后盾，一个人再聪明再有能力也孤掌难鸣，顾此失彼。三是秀才好喧哗取闹，喊得多动得少，大敌当前时总是用大言不惭的口号鼓动别人向前冲，自己则缩头缩脑地站在队伍后面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已方得胜则挤到前面自我表功，声称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旦露出败象就率先脚底抹油--走人，事后再把过错推给别人，诡称失败的原因是某某人不按他的"计谋"行事。这里说的秀才就是指士大夫。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秀才造反的一个典范代表。他被贪官逼得走途无路时，只好上梁山打家劫舍。但他没有容纳英雄豪杰的胸怀，对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认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绝接纳。因此他的实力一直得不到壮大，只能东晃一枪西射一箭地小打小闹，对官军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官军和其他"山大王"吞没的危险。末了一位能力高于他的部下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开始兴旺起来。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元政府依职业性质，把帝国人民划分为十个等级。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被列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基于这个成见，元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读中国书，尤其不准读儒书。 
  科举制度和儒书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命发迹的本钱，不但不能升官发财，连勉强活下去都很困难。无论是从民族尊严还是个人出路士大夫都应率先揭杆而起反抗蒙古统治者；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们没有"犯上作乱"，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驯服的奴隶，连妻子女儿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气吞声，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背地里小声发上两句连自己都听不清的牢骚。蒙古帝国末期，汉民族向蒙古人发动了复仇式的攻击，变民领袖都是平民，不是盐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士大夫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相当紧张。在一个没有胸怀，没有包容性，没有全局观念，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自认为老子最聪明最清醒的群体里，人与人之间要能相处得好才是怪事，结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价值观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吴敬梓写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儒林外史》，对士大夫阶级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画像。吴敬梓笔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科举考试死啃儒书，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甚至于连妻子儿女也不闻不问。只要没有考中举人进士，就是胡子拖到膝盖也抱着儒书伊呀呤哦。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养家糊口好象与他们无干，不惜让柔弱的妻子去操劳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由于一门心思应付科举的缘故，他们的人格或多或少有点变态，对亲属的感情极为淡漠，连儿子饿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书。一朝科考得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如山洪溃堤，以至丑态百出，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闹剧。如穷秀才范进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接到喜报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象范进这样的儒生在当时的社会远不止他一人。《儒林外史》虽是一部小说，虚构的情节在所难免，但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 
  士大夫倾毕生精力应付科举考试，终极目的是为了当官，官帽子才是他们全部神经的敏感区域。为了当官升官，他们可以把儒家学派的全部道德信条抛到一边，干出诸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卖友求荣的勾当。什么"温、良、恭、谦、让"，什么"礼、义、廉、耻、信"，如果不能有助于升官晋级就去他妈的，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得围绕着官帽子打转。前些时我无意看到一篇小说，写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公务员为了升官，竟别出心裁地去挖自家的祖坟，得到两件明清时期的仿古花瓶，然后连夜抱着这两个花瓶去行贿爱好古董收藏的上司，说明今天的知识分子血液中仍遗留着传统士大夫的余毒，对国家民族的振兴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看完这篇小说后，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苦难的民族，你身上的包袱竟如此地沉重，可本世纪你得轻装上阵啊！ 
  "官本位"价值观是中华文明最丑陋的部分。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是士大夫有意培植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读书做官，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没有做官的读书在士大夫眼中只有傻子才干。正因为士大夫是专门做官的阶级，他们就把官职的高低作为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尺度。官大的才高德高，官小的才小德少，无官的则无才无德。商人挣的钱再多，如果不能买顶官帽子，你的身份仍是一个平民，一个输得精光的小官僚也可在你面前颐指气使。你在科学上作出了重大的发明，哪怕国家的富强全仰仗你的发明，但如果政府不给你一顶象样的官帽子，人们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你贪污受贿弄得民怨沸腾，但如果你把搜括所得来贿赂上司并因此升官，昨天骂你的人照样说你有板眼；你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上司因从你身上得不到好处而罢你的官，昨天称道你的人一转眼就会说你没用。结果鱼肉百姓祸国秧民的小人众星捧月；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君子折戟沉沙。在士大夫还没有成气候的春秋时期，屈原爱国遭贬，悲愤之余抱石沉江，当地百姓还争先恐后划着龙舟去救他；这样的场面在宋王朝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了，除了至爱亲朋外，谁会去救一个丢官自杀的人呢。 
  中国的"官本位"价值观还表现在对人的称呼上。在西方，人们对总统照样直呼其名，大不了在姓氏后面冠以标明姓别的"先生""女士"二字。如果你称布什先生为"布什总统"，布什不但感受不到尊敬相反可能感受到揶瑜。在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人无论当了多么小的官，你都得用职位来称呼他，直呼其名则是最大的不礼貌。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同学蜜友，直呼其名也只能在对方没当官之时。一旦有一方当了官，哪怕只是"股长"级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你的称呼马上得改口，如果你怕对方尴尬而直呼其名，你们的关系就要从此大打折扣。这点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了官的若是你的战友工友，你直呼其名也许不会出问题；但当了官的若是你的知识分子朋友，你直呼其名肯定要出问题。 
  （三） 
  士大夫在纪元前一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出现在政坛，那时朝庭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轮，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时期，朝庭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更形增加，并终于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终成为控制政府的势力，则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坛全靠贵族的恩赐，如果贵族不推荐，他们就是再有学问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对贵族多少有点感恩戴德，施政时不可能不看恩主（贵族）的脸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独立于贵族之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受贵族的影响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士大夫通过公平竟争性考试谋得官职，自认为他们的官职是靠自己的学问挣来的，不是贵族恩赐的，因此也不用对贵族报知遇之恩；相反还认为贵族的显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荫或裙带关系，贵族自己则是不学无术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样有真才实学，于是很有点从心底瞧不起。这样，他们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贵族的脸色，还故意和贵族抗衡对着干，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