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

 
    对内，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 
"对支院"，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 
题；换句话说，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 
    这是个老问题。外交职权之被分割，是一件绝对无法容 
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 
而挂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阁时，所提的４项条件，第二项 
"对华外交一元化"，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现在陆军旧事 
重提，而且态度坚决，明明是反对"宇垣工作"的强烈表示； 
宇垣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 
地区，但陆军坚持如故，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 
显趋向。这一来，宇垣就不能不辞职；平时为９月２９日。 
    两天以后，日本阁议通过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 
亚院"，直属于首相，兼任总裁，而实权操诸"总务长官"，直 
接受军部的指挥。第一任总务长官是统制派的要角，指挥金 
山卫登陆的柳岭平助中将。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陆军决意贯彻今井——梅 
思平——陈璧君之间的那条"秘密路线"；三星期以后，梅思 
平由香港飞重庆，告诉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 
别组新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于是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 
博密议；由于武汉恰好在此时沦陷，所以议而不决。但最后 
是由陈璧君作了决定，接受日本的意向。于是对华阴谋的 
"秘密"、"公开"两条路线合流了。１１月初，近卫发表第二次 
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东亚新秩序，日本并 
不拒绝"。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 
为汪精卫得以发起"和平运动"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卫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 
开始和平谈判"。 
    事实上秘密会谈已经开始，代表秘密路线的是今井和梅 
思平；代表公开路线的是影佐和高宗武。会谈的地点是上海 
虹口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１１ 
月１９、２０日。 
  
 
９长沙浩劫 
  "两大方案一把火；三颗人头万古冤。" 
    不争气的就在一个星期以前，长沙发生大火——是湖南 
省主席张治中的主意，如果日军进攻，采取"焦土战术"，烧 
光长沙再撤退。根据计划，将士兵编成了３人一组的无数 
"放火队"，如见市内起火，一起对重要目标动手。１１月１２日 
那天，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放火队"以为是信号到了，纷 
纷纵火，事先既无疏导措施，军警之间的联系又不够；大火 
烧到天亮，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４天以后蒋委员长由设在南岳的统帅部，到长沙慰问居 
民，目击心伤，忍不住堕泪；想设一个茶会招待留在长沙的 
外侨，哪知道连茶叶都买不到。 
    当然，这件案子是非严办不可的。长沙警备司令，"复兴 
社"的中坚分子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 
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张治中却不知是何神通，竟得无事。 
于是出现了抗战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嵌上"张治中"三字的谐 
联："治积何存？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 
冤。"横额是："张皇失措"。 
    长沙大火案，在当时对民心士气的打击，确是很大，有 
不少人的内心中，因此而有一个问号，这样愚蠢不负责任的 
将领带兵，能打胜仗吗？尤其是为此案而特组的高等军法审 
判庭，"三堂会审"以后，对罪魁祸首的张治中，仅不过由政 
府方面予以"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的行政处分，令人误以 
为原来军法中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兴起无限的悲愤 
与失望。 
    当然，延安趁此机会作了振振有词的抨击。而汪精卫亦 
资以为口实，大作文章，字里行间起有这样一种意味："你们 
看，照这样的情形，还能打；还不该谈和吗？"这种语气，自 
然是能打动人心的；问题是，即使没有长沙大火案，汪精卫 
在陈璧君的全力主张之下，脱离重庆另组日本所希望的"新 
中央政权"，亦已成为定局。 
    成为"定局"的日子，可以定为１１月３０日——重光堂 
会谈以后，双方人马，各奔前程，梅思平、高宗武及情报司 
的科长，担任正式通译的周隆庠经香港飞往重庆；影佐祯昭 
及今井武夫，则径返东京，带去３个书面文件；一个口头协 
议。 
  ３个文件以《日华协议纪录》为主，日本方面所希望的缔 
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满洲国"；以及承认在"经济提 
携"方面，日本有优先权等等，都包括在内。唯一可使"新 
中央政权"自炫为成就的"日本于两年以内撤兵"这一条，军 
部一看就把它涂掉了。 
    口头协议是由纸上作业化为具体行动的步骤，首先是日 
汪双方认可《日华协议纪录》；然后，汪精卫于１２月５日前 
后发表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此时日本政府应该发表一个声 
明，汪精卫紧接着通电响应，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并要求 
国民支持他的"和平运动"。此外还带回去一个乐观的估计， 
在中国的党政要人中，极可能还有几个人，追随汪精卫的行 
动；包括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内。 
    这些文件与协议，经过军部及内阁五相会议研究以后，作 
成一个《日支关系调整方针》的文件，提经１１月３０日所召 
开的御前会议裁定，立即就进入行动阶段了。 
    在汪精卫这方面，１２月２日由高宗武通知东京，汪精卫 
已承认《上海协定》——《日华协议纪录》；预定１２月１０日 
到达昆明，随即取道河内，转飞香港。过了四五天，又派周 
隆庠到香港跟西义显接头，说汪精卫可能由昆明直飞香港；也 
可能一到香港就会要求日本予以"政治庇护"。现任日本驻港 
总领事中村丰一，不太熟识；希望能在１２月１０日以前，调 
派熟悉中国情况，并为汪精卫所相熟的，外务省调查部长田 
尻爱义，接替中村丰一。 
    当时继宇垣一成为外相的是，曾任驻华公使而升格为大 
使的有田八郎。他对这个西义显转过来的要求，相当兴奋，亲 
自安排将在休养中的田尻爱义自河原温泉召回东京，由陆军 
派专机飞往广州；换乘炮舰于１２月１０日到达香港履新。但 
是，汪精卫却还留在重庆。 
    原来汪精卫从重庆脱走，有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在蒋 
委员长不在重庆的时候；当时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决定， 
开始部署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蒋委员长认为日军利于速战 
速决，现在经过中国１８个月的坚忍不屈，敌人"驱兵深入"， 
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上驷亦成下 
驷。加以日军进入长江上游地区，进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 
"挂形"与"险刑"之地，正是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 
于困境而莫能自拔的地位。 
    今后一方面要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一方面更要在敌后 
展开大规模的游击活动。因此，他在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即 
由衡阳转桂林，指挥设置行营。策划华南的抗日战争，预计 
总要１２月１０日以后，才能回到重庆；哪知蒋委员长由于桂 
林的工作顺利，１２月７日飞回重庆。这一下，自然是将汪精 
卫镇慑住了。 
    接到汪精卫延期脱出重庆的报告，近卫大感狼狈。因为 
这件事已经上奏昭和；同时为了配合汪精卫的行动，而又要 
掩饰预先勾结的痕迹，近卫预定发表的第三次声明，不经由 
记者招待会，而用在"大阪公会堂”发表演说的方式去透露。 
由于汪精卫的临事中变，对于昭和无法交代；"大阪公会堂" 
的演说亦无法发表，岂不得已只好装病，取消大阪之行。同 
时托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向日皇作了解释。 
    这只是应付了眼前的窘境，对于汪精卫究竟能不能如双 
方约定那样，顺利展开行动？近卫深恐受骗；有田的信心亦 
大为动摇。这件事，在日本高层政治圈内，知道的人并不算 
少；如果闹出一场笑话，不仅颜面有关，而且极可能爆发倒 
阁的风潮；所以近卫在那几天，真有食不甘味之感。在重庆， 
蒋委员长召集党政两方面重要人士，重申"我不言和则日本 
决不能亡我"的看法，也昭示了"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 
决心。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中，汪精卫不敢公然谈和，不过他 
的词令一向很巧妙，意在言外而见仁见智可作多样解释；他 
说："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 
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