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梁武做这个梦，说明他内心很想把中原收入版图，但是国力不足以实现这愿望，就只能做做梦了。
  可事又凑巧，这年二月，侯景派丁和到建康，声称与高澄有怨，愿意降梁，“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梁武的梦想可以成真了。他当然高兴，尽管一时还拿不准，曾自言自语道：“我国家金欧无缺，现在忽然受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异在旁听了，他知道武帝意在受降，就顺着他的思路，说“若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愿陛下无疑”。受降就此决定，梁武帝即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又派羊鸦仁领兵进向悬瓠（今河南汝南），运粮接济侯景。
  侯景降梁前，曾先降西魏，降梁后，再求西魏派兵援助，首鼠两端，毫无信义可言。西魏王悦看穿侯景此人“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且彼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他劝宇文泰切勿“益之以势，援之以兵”，指出援助侯景，必将“贻笑将来”。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对，便召侯景到长安。侯景不去，他与西魏的关系就断了。
  梁朝难道没有像王悦这样见识的人。有是肯定有的，但朱异当道，梁武帝怎么听得到这样的言论？就是听到了，他又怎么肯信呢？
  梁武帝的兴致正高。七月，梁军进入悬瓠。八月，下诏伐东魏，以贞阳侯萧渊明（梁武帝兄萧懿之子）任元帅。萧渊明根本不懂得军事，和诸将会议，只会说“临时制宜”。其时梁朝众将，只有羊侃一人深通韬略（陈庆之已于大同五年去世），他屡次建议抓住战机出击，萧渊明都不肯听。自己不懂，又不听内行的话，这个仗怎么打？羊侃料定非败不可，便率领所部，另立营头。
  梁武帝的方略是，先攻下彭城，再和在悬瓠的侯景分头北进。东魏得讯后，高岳、慕容绍宗即往救彭城：十一月十三日，慕容绍宗进攻离彭城十八里的梁军驻地寒山。他先攻郭凤一营。萧渊明吃醉了酒，起不得身，命众将往救，都不敢动，只有胡贵孙一军奋勇出战。魏军受挫退却，梁军却产生轻敌情绪，深入穷追，乱了阵脚。慕容绍宗本来怕敌不过南军，嘱咐所部：“我准备佯装退却，诱敌深入，你们就打他的侧背。”这时魏军将士当慕容绍宗是用计，争先出击，前后夹攻，把梁军打得大败。萧渊明被擒时，不知酒醒了没有。梁军损失好几万兵力，只有羊侃一军全师而归。
  十二月，慕容绍宗移军攻侯景。涡阳之战，慕容绍宗兵败，与侯景夹涡水相持。太清三年（５４９年）正月，侯部缺粮，坚持不下去了。慕容绍宗用攻心战术，告诉侯部将士：“你们的家属安好，反正后照旧任用。”于是侯部溃散，侯景仓皇渡淮南走，投奔梁朝去了。羊鸦仁得讯，也放弃悬瓠南撤。
  寒山兵败的消息报到建康，梁武帝正在睡午觉，被宦官唤醒，说朱异有急事要报。他到前殿阁子里，听到了“韩山失律”，大吃一惊，险些从坐床上跌将下来，宦官连忙扶住。他坐定后叹道：“难道我会蹈晋室的覆辙吗？”
  其实事情还可以补救，东魏并没有大举南侵的野心，侯景只剩下一小撮残部，然而梁武帝竟一错再错，把“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大好局面，断送得干干净净，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只是用了一个朱异之故吗？不是的，根子在他自己身上。早在大同十一年（５４５年），散骑常侍贺琛已经在他耳边大喝一声，叫他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贺琛也是梁武帝身边的红人。他字国宝，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精熟“三礼”（《礼记》、《周礼》、《仪礼》），曾在家乡聚徒教授。在朝中，梁武帝经常和他长谈，当时有“上殿不下有贺雅”的说法。贺雅是人家替他起的别号。这次他上的奏章却使武帝大发雷霆，立刻口授一道敕文，把贺琛大骂一顿。
  贺琛的奏章指出了一些时弊。一是户口减少。国家派遣名目繁多的使臣，大州大县经常要接待十来个，他们到处勒索，于是州逼郡，郡逼县，层层榨取。民不堪命，只得逃亡。二是风俗侈靡，官吏越来越贪婪。三是官吏以榨取为能事，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四是干了若干不该做的事情，浪费了人力物力，以致天下无事而竞财政拮据。
  贺琛的指责并不尖锐，批评的范围也并不广。但梁武帝自以为是个有道明君，已经把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至于百姓有穷有富，官吏有好有坏，他以为都是常情，不能把整个局面说成一团漆黑。
  这一道敕实在是篇天下奇文。梁武在敕中自夸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皇帝。他说自己已有三十多年不和女人在一间屋子里睡觉。你看：皇帝一般都好色，谁能像他那样清心寡欲！他又说平生不饮酒，不听音乐，宫里没有雕饰之物。他说自己三更天便起来办事，事情忙的时候，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才吃东西，且通常一天只吃一餐。从前腰大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多。他声称：凡此种种，“为谁为之，救物故也。”把自己说得好极了！
  梁武帝是不是有意骗人？不，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尽管他本人十分刻苦，他还是把梁朝弄糟了。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无法作全面的分析，只能简单地讲三点。
  第一是在位日久之后，只听得进符合自己意向的话。这不需要再举具体事实了。
  第二，他是一个佛教徒。佛教要普渡众生，要求人们以慈悲为怀。但是梁武帝做的许多事情都有悖于佛教的教义。
  早在天监三年（５０４年），他就率领僧俗二万人，发愿舍道归佛。十六年，规定宗庙祭祀用面代牲。大通元年（５２７年），他到庙里“舍身”，过了三天回宫。中大通元年（５２９年）。再次舍身，由群臣出一亿万钱把“皇帝菩萨”赎出去。太清元年（５４７年），最后一次舍身，住在庙里达三十七天。此外还多次到庙里讲经。他长斋不吃鱼和肉。他每次批准了重罪后，总是整天为之愁眉不展。
  往《资治通鉴》的胡三省对梁武帝这些行为作出过中肯的批评。他说：“万机之事，不可一日旷废”，“舍身”之类的行为显然与政事有碍。胡三省又说：“洛口之败死了多少人？浮山堰之役死了多少人？寒山之败又死了多少人？……把无辜之人驱向死地，不但为儒、道所不许，而且是佛教的罪人。所作所为如此，却为批一件重案而整天愁眉不展，吾谁欺？欺天乎！”（见《资怡通鉴》卷一五九大同十一年条注）胡三省的话讲得痛快极了，萧衍实在是佛教的罪人。
  第三，梁武帝对王公贵族非常宽容，对这些人误国家、害百姓的行为，采取包庇放纵的态度。这个问题，天监十年（５１１年），有个秣陵老人就对他说了。这位老人拦住车驾，说：“陛下执法，对百姓严，对权贵宽，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天下人就有福了。”这是应该写进政治学教科书的至理名言。
  洛口兵溃是他的六弟萧宏造成的（详见第四十二篇），他不加罪责。但是听到萧宏私藏军械的传言，却非去调查不可。他派人送酒席到临川王府里，说要去和他欢宴。酒到半酣，说要到后房走走。萧宏怕他看见了一百多间库房里的巨额财富，要查问来历，吓得脸色都变了。梁武帝见此模样，更加疑是军械。不料查看下来，光是钱库就有三十多间，每间藏钱一千万，分为十堆，共有钱三亿余。梁武帝见没有军械，非常高兴，赞道：“阿六，你的生计好啊！”
  萧宏的财富来自何处？史籍上记载了其中之一，便是高利贷。他在建康设“邸”几十所，放债取息，到期不能立即偿还，便夺占债务人的财产。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霸，梁武帝对他却十分庇护，让他无所顾忌地祸国殃民。
  萧正德是又一个例子。梁武帝三十七岁才生长子萧统，在此之前领养过侄儿正德。梁朝建国后，武帝就立萧统做皇太子（昭明太子）。萧正德因此怨恨，一度逃投北魏，又因在北方不受重视，逃回江南。梁武帝不惩办他的叛国重罪，只骂了他一通，骂的时候自己还哭，以后又恢复他的封爵，任他做吴郡太守。以后他与侯景狠狈为奸（见第四十七篇），可以说是梁武帝姑息养奸造成的恶果。
  叛国大罪可以轻轻放过，王侯自然更加目无法纪，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的，有在黑夜公然抢劫的，有包庇隐藏亡命之徒的。梁武帝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不愿意追究惩治。
  可他对老百姓却不是这样宽大的。王侯作恶，不加追究，便是不爱百姓。现在再举一个徭役的例子。中大通二年（５３０年），要征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开河。太子萧统要求停工，他说：“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说：“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三吴号为富庶之区，人民苦于天灾人祸的状况，由此已可想见。武帝有没有听他而停工，未见记载，只有“优诏以喻”的下文而已。听讼是国家的大事。春秋鲁国曹刿以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公正断案，能得民心），从而断定“可以一战”（《左传·庄公十年》）。梁武帝同鲁庄公相反，不关心刑狱。公卿大臣都不以听讼为意，于是贪官污吏可以为所欲为，冤案很多。囚徒有财力行贿，可以解除刑具，宽松度日；拿不出钱行贿的，真的有病，也得戴着刑具做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