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裴叔业在北兵渡淮前病故，否则他一定要后悔不该不听萧衍之劝了。
  萧衍的主意早已打定。兄长萧懿解除益州刺史东还时，萧衍就说建康去不得，萧懿不听。萧衍在襄阳招募晓勇之士，积储战争物资，积极做东征的准备工作。
  裴叔业降魏后，朝廷命崔慧景率水军讨裴。他不北上寿阳，而是回师打建康。这次是萧懿替东昏侯出力，在台城被围十二天之后击败崔慧景军，崔慧景逃走被杀。此时的东昏侯比以前更昏，经常到街上游走，每次出门，前面击鼓，听到鼓声的人家，都要离开，只留下空房子，来不及走避的，看见就杀。有一次，一个妇女临产，无法走开，他命人剖腹看是男胎还是女胎。有个老和尚生了病，不能走，躲在草丛之中，他命左右上百人，把他乱箭射死。这样一个昏君，萧懿为他效劳，忠得实在太愚。
  他不出门游走，百姓也不安宁。他大兴土木，最著名的便是把黄金凿成莲花，贴在地上，命得宠的潘妃在上面走路，叫做“步步生莲花”。赋役繁重到空前的地步，到处可以听到百姓号哭的声音。
  萧衍得到兄长入援建康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劝他，得胜之后，或随即废立，或回师历阳，千万不可以留在建康。萧懿不听，受东昏侯任为尚书令，没有多少时候，便被毒死。他的兄弟侄子除一人被捕杀外，其余都避匿在百姓家里，但没有人出头告发。百姓怨恨东昏侯之甚，由此一例可知。
  永元二年十一月，萧衍得萧懿死讯，即与荆州刺史萧颖胄联合，以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东昏侯的兄弟）为名，立即在襄阳起兵。由于早有储备，三千只船很快就装备齐全。
  永元三年（５０１年）三月，南康王在江陵即位，改元中兴，是为和帝。十月，萧衍大军进迫建康。十二月，城中内变，东昏侯被杀。萧衍以皇太后命追废东昏侯。次年四月，萧衍即位为帝，把齐中兴二年改为梁天监元年。萧衍就是梁武帝。他和南齐萧氏本系同族，不过不属一支。齐和帝与他的兄弟们难免一死，但是齐高帝和武帝的后裔倒有了出头的日子。《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就是齐高帝的孙子、豫章王萧嶷的儿子，在梁朝做过国子祭酒、吴兴太守等官。 
 
 
  
四十  北魏宣武帝和高肇
  齐末梁初，北朝是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在位之时，外戚高肇擅权是宣武帝一朝的特点。孝文帝尽管喜欢接近中州儒士，然而他晚年最信任的却是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和彭城王元勰。任城王澄支持变革旧俗，已见第三十八篇。彭城王勰是孝文帝的兄弟。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孝文帝出兵攻齐，使任城王澄主持留守事宜，使彭城王勰为中军大将军，随同出征。二十二年，孝文帝在外地生病，彭城王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二十三年，他从南方北还，途中病重时嘱咐元勰道：“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于汝。”元勰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他苦苦推辞，说这样会得到“震主”的名声，“取罪必矣”。他举史事为例，说“昔周公大圣，成上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魏书·彭城王传》及《通鉴》卷一四二）孝文帝想了好大一会，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亲手写了一道诏书给太子，要他嗣位，让叔父辞官归隐。
  彭城王勰的顾虑是不错的。孝文帝死在回洛阳的路上，身边亲贵只有任城、彭城二王，彭城王的身份又是“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休说东宫属官怕他有野心，连自己的兄长咸阳王元禧也防他搞政变。宣武帝即位后，请他做宰相，他再三请求照遗旨行事。最后，宣武帝让他到定州做刺史。这时的宣武帝，对这位叔父是理解的。也是尊重的。
  孝文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有六个，他们是任城王澄、咸阳王禧、北海王详（咸阳王之弟）、广阳王嘉（太武帝孙，宗室中的老长辈）和王肃、宋弁（李冲已在太和二十二年去世，宋弁是补他的缺）。宋弁随即去世；元嘉因辈分受人尊重，和别人容易相处。王肃从南齐奔魏，极受孝文帝信任，因而在孝文帝死后就容易受人排挤。任城王澄并不是妒贤嫉能之辈，但是对王肃很不服气。孝文帝尸骨未寒，他就根据一个降人的诬告，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立即限制他的行动。咸阳王禧对这位才干出众的堂叔存着畏忌的心理，便利用查明王肃并未谋反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罢了任城王的官，不久又派他到雍州去做刺史。几个顾命大臣之间，矛盾重重，靠他们去辅佐少主（宣武帝即位时十七岁），要办好国家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
  宣武帝景明元年（５００年），南齐寿阳守将裴叔业降魏，魏命彭城王勰和王肃领兵到淮南。不久，彭城王勰取寿阳的功劳回洛阳任司徒；王肃任扬州刺史，镇守寿阳。景明二年七月，王肃在寿阳去世。这时洛阳的政局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宗室诸王的地位一落千丈了。
  少年天子最容易和辅政大臣发生冲突，如果有人从中挑拨，就更加容易发生问题。
  景明二年（５０１年）初，咸阳王禧派家奴到领军于烈处，向他要羽林军人做自己出入时的仪仗队。于烈不给。元禧再派人去，说他是天子的叔父，说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仍旧不给。元禧发火，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推说有病，闭门不出。于烈的儿子于忠是宿卫兵的将官，常在宣武帝的身边。于烈就叫儿子劝宣武帝及早亲政，以防意外事变。北海王详和元禧是亲弟兄，但是意见不合，他也向宣武帝揭发元禧专横不法的过恶，又说彭城王勰很得人心，不宜长期捕政。
  这些话，有一部分是对的。咸阳王禧骄奢淫佚，贪赃不法，如上述索取羽林做仪仗队，显然是错的。然而，由一个人的问题而扩大到别人身上就不对了，至于把“得人心”当问题看待，更是荒谬之至。但是皇帝听得进这些话，因为他只着眼于一个“权”字，为了争权，就不分是非了。这种情形，历代常见，绝不是魏宣武帝一朝的特例。
  宣武帝宣布亲政的举动是有点令亲王们害怕的。他命于烈带直阁（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元禧、元勰、元详三人进宫，宣布亲政，勰依照高祖遗敕被解除职务（这是客客气气的）；禧进位太保（这是在升官的同时夺权）；详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是重用）。
  这天早晨的气氛非常紧张。领军带几十名卫士送亲王进宫，听到、看到的人都觉得像是“押解”，神经过敏一点的人都猜想是发生了宫廷政变。尚书张彝、邢峦怕有牵连，一度逃出洛阳城，事后受到诏书切责。
  宣武帝亲政了。然而，由贪得无厌的北海王详做宰相，少年天子的左右亲信茹皓、王仲兴、寇猛、赵脩、赵邕和外戚高肇等又都弄权用事，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高肇以后专权多年，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宣武帝的舅父。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勃海蓨县（今河北景县西）人，太和二十一年（４９７年），从平城往洛阳，在途中突然死亡。这是冯皇后下的毒手，原因是高氏的儿子已立为太子，把她杀了，以后就不会同自己抢皇太后的位子。她的心思白用了，因为她以行为不端，于太和二十三年先被废黜，后遗诏赐死。宣武帝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即位后，才召见高肇、高显和两人的侄儿高猛，都封公爵。三个人从来没有进过宫，见了朝廷的排场，都慌慌张张，出了不少洋相（可惜不晓得到底是什么模样）。几天之中，就大富大贵，变成朝廷上的红人。
  景明二年（５０１年）五月发生的咸阳王禧谋反事件，使宣武帝更加疑忌宗室，赵脩、高肇等的权势也因而上升。
  元禧失势后一直担心自己的命运，手下的斋帅（诸侯王的护卫、服务人员）刘小苟又常常告诉他一些据传是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是皇帝的左右主张杀他。元禧更加害怕，便同妃子的兄长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商议造反。五月中，恰巧宣武帝到北邙打猎，他们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同时使大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元通走了之后，他们反复商量，意见不一，元禧只得决定暂不起事，叮嘱大家不要泄密后才散去。不料杨集始一出门，便赶往北邙告发。元禧派人追元通回来，又没有追上。元通进了河内城，便释放囚徒，发给武器。宣武帝得讯，使于烈派人率卫士逮捕元禧。宣武帝亲自审问后，责令自杀，并处死同党十多人。元通也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宣武帝虽猜忌宗室，但是对北海王详还是信任的。元详把华林园的西部作为自己的别墅，常到那里居住。宣武帝也喜欢到那里去，同他饮酒作乐。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的主官）王遇见他有权有势，常常随他所欲，把公家的东西给他。于忠为了此事，曾当着元详的面，痛责王遇。元详因此对于忠不满，在皇帝耳朵里灌输于忠不可靠之类的话。宣武帝相信他的话，不叫于忠继续带宿卫兵，改任他为太府卿（管金帛财物的官）。
  元详有本领排挤于忠，但是敌不过高肇。宣武帝杀咸阳王禧以后，越来越倚重高肇。高肇因在朝中的亲族极少，就设法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散骑常侍赵脩和北海王详两个，是他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