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高允照实回答，说明各人分工情形，而且承认自己担任的部分比崔浩多，一点都不讳饰。太武帝大怒，说：“如此说来，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命！”太子只好代他掩饰，说：“高允小臣，见了陛下，吓昏了，不知所云。臣仔细问过，说都是崔浩所作。”太武帝再问高允：“是否确如东宫所说？”高允答道：“臣以下才，谬参著作，冒犯天威，罪应灭族，不敢说谎。殿下是念臣侍讲多时，想救我一命，其实没有问过臣。臣说的是实话，不敢瞎说。”太武帝见他诚实，竟免予治罪。
  太武帝再召崔浩进内宫，令人审问，崔浩吓得话也说不清楚。其时太武帝火得不得了，命高允起草诏书，令将与修史有关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高允奉了诏，迟疑不一肯落笔。诏书几次来催，高允要求再见一次皇帝再写。太武帝命他上前，他说：“崔浩所犯，若另有别罪，非臣所敢知晓。只是触犯忌讳，那么罪不至死。”太武帝大怒，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拿下。太子在旁叩头请赦他一命。太武帝的怒气渐渐平息下去，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罪止本人，没有连累到族人。高允字伯恭，后来官至中书令，到孝文帝太和十一年（４８７年）才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被捕后非常狼狈，押赴刑场时，几十名卫士朝着他的身子解尿。“呼声嗷嗷”，路上行人都听得到。他死时年七十岁。
  崔浩之死说明一个问题，在鲜卑族皇帝的统治下，汉人大族的势力受到较大的抑制，与南方大族的游离于皇权之外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三四  元嘉北伐 胡马窥江——宋魏势力的消长
  刘宋建国之初，北方除北魏外，还有北凉、西凉、西秦、夏、北燕五国；此外，阴山以北，还有强大的柔然部落。其中夏和柔然都是魏的劲敌。刘宋虽只有半壁江山，对外却可专注，形势比较有利。其时，宋在河南还占有洛阳、虎牢、滑台、碻磝（今山东在平西南）四个重镇，往东包括今山东省的大部分，济南、淄博、青州等城市都在宋的境内，建康离北方边境较远，所以比起东晋初年，它的局势要安稳得多。
  宋永初三年（４２２年）刘裕死后，魏明元帝（拓跋嗣）便命奚斤等攻陷滑台，进逼虎牢；另遣叔孙建等从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渡河，攻陷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高平（治今巨野南）、金乡（治今山东嘉祥南）等郡，东进青州境内，东阳（今青州东）危急。景平元年（４２３年）正月，魏于栗磾攻陷洛阳金墉城；叔孙建陷临淄。在魏军的攻势下，宋只有东阳、虎牢两地的抵抗比较有效。在东阳，青州刺史竺夔动员居民尽量迁入东阳城，又使不进城的依山据险，实行坚壁清野。魏军攻城不下，又筹不到粮食，困难很大。但是叔孙建军有三万之众，城中却只有一千五百人，又四重壕沟，已被魏军填没了三重，城墙也被冲车撞毁了多处，形势很是危急。虎牢方面，毛德祖也领兵死守，他在城内掘地挖地道，直达魏军背后，用四百名敢死队掩袭魏军后方，焚毁攻城车具。然而，魏军毕竟势大，尽管一时溃乱，很快又重新集合，攻打得更急。
  宋檀道济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率军北上。他一支人马无法兼顾司、青二州（指虎牢方面和东阳方面），两难之下，遂因青州路近，东阳兵弱，便决定先救东阳。四月初，檀道济军进至临朐（今属山东），已距东阳不远。其时，叔孙建因军中疾疫流行，病号占了半数以上，便主动烧营撤走。檀道济到了东阳，因粮食接济不上，不能追击。竺夔也因东阳城垣损坏得太厉害，就移屯至不其城（今山东青岛）。
  虎牢却没有得救。闰四月下旬，它在苦战两百天后终于陷落，守将毛德祖被俘。但魏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损失了十之二三的兵力。
  战争结束后，宋丧失了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项城（今河南沈丘南）以北的土地。然须提及的是：在虎牢失守的前夕，湖陆的檀道济军、项城的刘粹军、高桥（今地不详）的沈叔狸军都不敢救援，可见此时刘宋的力量，与刘裕北伐时相比，已经差得多了。
  这年十一月，魏明元帝死，太子拓跋焘（字佛狸）嗣位，是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初年（即宋元嘉初年），魏与夏、与柔然的战争连绵不断，宋文帝利用这时机，于元嘉六年（魏神麚二年，４２９年）向魏要求归还河南各地，声称否则要用武力夺取。太武帝听了，付之一笑而已。元嘉七年，宋文帝果然命到彦之率军北伐。四月，到彦之率五万之众，走水路由淮河入泗水，至七月才到须昌（今山东东平东），然后溯黄河西进。魏因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四镇兵少，主动撤出。到彦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收复四镇，又进屯灵昌津（在今河南延津县北）的南岸，使先头部队西进直抵潼关。宋军将士皆大欢喜，只有曾从檀道济作战的旧将王仲德不以为然，他料定魏军有计，一定是在等待冬季河上冰冻时反攻。魏崔浩更看穿到彦之的弱点；把几万人排成东西二千里的一字长蛇阵，每一处只有几千人，力量非常薄弱。
  到彦之沿河布防后，就带着王仲德回东平须昌的大本营去了。到了冬天，十月，魏军渡河反攻，攻下洛阳、虎牢二十一月，宋文帝命檀道济率兵伐魏。但是到彦之失了洛阳、虎牢，先己胆怯，引军从水路撤退，到了历城（今山东济南），便烧掉船只，丢掉铠甲，徒步退往彭城。魏兵追到历城。济南太守萧承之只有几百个兵，他命部下大开城门，做出毫无戒备的样子。魏军大队人马到了城下，见了这等模样，估计必有伏兵，不敢进城而去。这是真正的空城计。后来讲三国故事的人，说不定就是从这件实事得到启发，再拿去装在诸葛孔明身上的。宋军这次冬季失败，损失惨重，府藏、武库为之一空。
  檀道济略为挽回了一点颓势。元嘉八年（４３１年）正、二月间，他北上救滑台，进至历城，二十多天中，打了三十多仗，重创敌军。魏叔孙建用骑兵小部队袭击他的运输线，焚烧草谷。檀部缺粮，不能前进，滑台终于失守，守将朱脩之被俘。檀道济粮尽退兵，部下有人叛逃，把虚实告诉魏军，魏再发兵追击，宋军恐俱，随时可能溃散。檀道济在夜间宿营时，唱筹量沙（筹是记数字和计算的工具），把剩下来的一点米铺在沙上，装出存粮极多的模样。魏军探知，以为降兵骗人，把他杀了。道济又故作镇静，命军士披甲，自己只穿便服，坐了轿子，慢吞吞地行走。魏军见了，以为是诱敌之计，不敢再追，檀道济方得全军而归。
  宋军北伐至此完全失败。这次，魏同时还在与夏交战，仍绰有余力。宋的实力比魏弱得多，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以后宋魏之间平静无事了多年。到了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４４９年），其时已在魏统一北方之后的好几年，宋文帝却又想要北取中原。古人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者”，于是，自有那些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群臣纷纷献计，其中最起劲的是王玄谟。王玄谟字彦德，出身著名大族太原祁县王氏。他倒并不是少不更事之流，当时年龄已在六十以上，可就是喜欢空谈兵事。他喜欢谈，宋文帝喜欢听，听得入神时还对左右说：“听玄魔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军，封狼居胥山而还）。”御史中丞袁淑会拍马屁，便说：“陛下席卷赵魏之后，定要封禅泰山，臣逢千秋难得的机会，愿意写上一篇《封禅书》。”文帝听了大为高兴，似乎中原已经回到了宋朝的版图。
  魏太武帝倒是给过宋文帝醒悟机会的。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４５０年），从二月到四月，魏以十万之众，对南方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魏军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四十二天，守将陈宪兵不满千，杀伤敌军在一万人以上，城池始终没有陷落。然而此外好几个地方的守臣都弃城逃走。宋人多有畏魏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宋文帝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心一意要大举北伐。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支持文帝最积极。富有军事经验的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反对得最坚决。他说步兵难以抵敌骑兵，引檀道济无功、到彦之失利的先例为证。文帝却认为两将失利，各有原因，檀道济是不肯尽力，到彦之是中途患病。今年夏季水大，河道畅通，便于用兵。沈庆之再兰强调不可，文帝即命徐、江二臣和他辩论。庆之说：“治国譬如治家，种田该问家奴，织布该问婢女。现在陛下要出兵打仗，却和白面书生商议，如何办得好事情！”徐湛之是刘裕的外孙，是个生活奢华的文士，饮食服饰都极讲究，在建康很有名气。江湛家贫，生活俭约，为人公正，长于文辞。两人情况不同，然而都是文士，对军事一窍不通，所以沈庆之说他们是白面书生。文帝不认真思考沈庆之说得是否有道理，见老将军（沈庆之时年六十五岁）讲得气咻咻的样子，倒哈哈大笑，不想再同他争辩。
  七月，文帝下诏大举北伐。这次的部署相当复杂，如果照旧史所载来写，反觉眼花缭乱，不容易让读者看明白，我想还是拣紧要的说得细些，次要的只说个大概，比较便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