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两晋南北朝

后燕时，为慕容垂录用，然家中生活仍较贫寒。北魏和后燕争夺河北时，他正在高阳内史任上，避难东走。道武帝特地派骑兵去追，把他找回来，加以任用。以后从道武帝西还，草创制度，议定国号，均见第二十三篇，这里不再重复。
  崔宏在乱世中经历不少患难，为人谨慎。他没有去成江南，内心苦闷，做了一首诗，秘不示人。直到崔浩得罪，高允奉命抄家时方才看见。他在朝中不肯阿谈奉承，但进谏总是婉转陈辞，不会触怒君主。道武帝晚年，大臣往往遭到斥责，崔宏独能安然无事，原因就在于此。拓跋绍弑父后，大出财帛赏赐朝士，不受的只有他一人。明元帝即位，就赐他帛二百匹。大臣长孙嵩等都觉得很惭愧。明元帝还命崔宏和长孙嵩、安同、奚斤、拓跋屈等共听朝政。他无疑是汉官中极受信任的人物。
  明元帝泰常三年（４１８年），崔宏病故。崔浩是他的长子，字伯渊，小名桃源。他十八岁时从父亲西迁平城，也尝过一点艰难滋味，然而以后的生涯一帆风顺，对少年时的流亡迁徙，想必早已淡忘了。
  早在道武帝天兴年间（３９８～４０４年），崔浩就做了著作郎。崔家几代人都长于书法（崔浩的曾祖父崔悦师法晋初书法名家卫瓘、索靖），道武帝见崔浩的字写得好，叫他经常随侍左右。明元帝初年，他升任国子祭酒，常教明元帝读儒家经书（明元帝即位时十八岁，崔浩比他大十一岁），兼有帝师的身份。八九年间，父子都是朝廷上的红人。
  明元、太武二帝时，崔浩参与的军国大谋，已见于第三十二篇，这里不再重复，只补充一点太武帝称赞他的话。有一次，太武帝接见新近投降的几百名高车（北方游牧族，因所乘之车轮子高大得名）酋长，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身材瘦小，挽不来弓，使不得矛，肚皮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许多胜仗，都是此人指点的功劳。”他还下令关照各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不能定夺的，都先问过崔浩，然后施行。”信任到这样程度，历代君臣关系，很难找到类似的事例。太武帝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点家常莱肴，太武帝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这样一个深受尊重信任又极亲近的大臣，忽而遭到灭族之祸，真是太奇怪了！
  让我们来看，崔浩还做了什么，看看其中有没有惹祸之事。
  崔浩师事道士寇谦之，而且把他推荐给太武帝。寇谦之是道教的改革家，他抛弃张道陵、张鲁五斗米道的一套，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以服食修炼之术。他到平城，宣称要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太武帝因而用“太平真君”为年号（４４０～４５１年）。这件事情与崔浩获罪不会有什么关系。寇谦之死于太平真君九年（４４８年），在崔浩得罪之前，太平真君这年号一直在用。三件事各不相干，中间没有联系。
  一向都说他死因是在修史。现在把过程交待一下。道武帝使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编年记事，没有完成。明元帝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太武帝神麚二年（４２９年），命崔浩与中书侍郎邓颖等续修《国书》。邓颖就是邓渊的儿子。太延五年（４３９年）魏灭北凉后，崔浩把凉州士人阴仲达、段承根吸收到修史工作中。《魏书·崔浩传》所载有关诏书，说神麚时“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但是至今“史阙其职，篇籍不著”，因此“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于是使崔浩总其事（总主编），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副主编），“续成前纪”（此句系《魏书》原文）。根据这条记载，可见神麚时已经撰成一部分，到伐北凉时命崔浩留在京师，续成前书。成书时间究竟在哪一年，史载不够明了，估计不会离伐凉之年（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太远。
  修史成罪，是由于把所修《国书》刊石立于郊天坛东，北人（鲜卑人）看了，认为把鲜卑族早期的状况都暴露出来，是“暴扬国恶”。他们向太武帝攻击崔浩，于是出现了一场惨祸。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历史还透露了若干其他消息。
  其一，明元帝末年，崔浩“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时伏其言”：他又与寇谦之谈这问题，“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道，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引文均见《魏书》）。所谓“五等”，指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五等郡县之是非”，就是封建（此用“封建”一词的古义，指分封土地，建立国家）和郡县两种制度的是非得失问题。“以复五等为本”，就是主张要像周朝一样，“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其二，太武帝神麚四年（４３１年），魏征逸民，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卢玄与他是亲戚，劝他道：“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当今之世，对这等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人？”但崔浩听不进去。《魏书·卢玄传》记了这件事情，并下一断语道：“浩败颇亦由此。”但是同书《崔浩传》却没有片言只字讲到这件事情。
  以上两件事，说无关便无关，说有关便有关。魏征大族名士，是要大族为魏所用。但是“大整流品，明辨姓族”，便是提高大族的地位和势力，与“复五等”联系起来，便是要使一部分大族成为诸侯，这难道不是要和皇权分庭抗礼！当时有没有人这样联系看待，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浩败颇亦由此”六个字，却暗示有过这种攻讦！
  其三，太武帝伐凉，使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人数十名，都任为郡守。太子不赞成，说以前征召的人也是优秀人才，还没有做到郡守，应当优先任用。崔浩不听，一定要照自己的意见办。中书侍郎高允知道了，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的，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这件事，《魏书》写在《高允传》里，《崔浩传》里不着一字。
  同主子争权，问题不小。一时之间可能没有什么，以后翻出来照样会性命交关。
  其四，崔浩曾注《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据崔浩自道，是明元帝叫他注的（见本传《上五寅元历表》）。这么多书的注，他三年就完成了（要知道，他是个政务官，能用来注书的时间不会很多），可见不过是汇集旧注、略加取舍而已。然而到了晚年，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却上疏说：先儒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注不及崔浩注精微，要求收境内各家旧注，颁行崔注。把《国书》刻石公布，也是这两个人的主意。高允知道了，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办的事情，恐怕会成崔门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到连累的。”
  闵湛、郗标是“抬轿子”的行家，然而把“轿子”抬得太高了，坐“轿子”的一交跌出来，就难免要粉身碎骨。《国书》刊石问题是导火线，一经点燃，过去种种都成为罪行。妄图使汉人大族与鲜卑贵族平起平坐或驾乎其上！妄图裂土分封，瓦解拓跋皇室的天下！目无监国的皇太子，强行任用私人！妄图以一家之言，取代先儒著作，想成为大宗师！……凡此种种，没有一件套不上去的。这样，崔司徒从足智多谋的能臣一变而为阴谋夺国的权奸，他的末日到了。笔者写到这里，想替自己表明几句。读者不要以为上列罪状不见史籍，是笔者的想像。要知道：《魏书》的作者魏收是魏朝本朝人，奉命修史于北魏末，成书于东魏时。许多人说他借修史酬恩报怨，评论不公，然而这也不可以一概而论口崔浩奇祸离他修史之时已近百年，他与崔浩、卢玄、高允等人都无恩无怨。我看他对这件事情是公正的。他有意把崔浩得祸的原因分散到卢玄、高允等传中去，原因在本朝人述本朝事，诸多未便，不得不这样做。他在《崔浩传》的“史臣曰”一段中说：“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威未震主”四个字深可体味。看来太武帝听了、看了若干人的攻讦之辞后，已感到崔浩之“威”“震主”了，所以火发得不可收拾。魏收是了解真相的，可惜他不便直说，只好这样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让后人去领会了。
  当时太武帝的“火”是发得异常之大的。高允是《国书》的“副主编”，也有杀头灭族的份。幸而他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太子要救他，事件爆发那天，太子叫他住在宫里。第二天早晨，太子带他去见皇帝，叮嘱他：“见了至尊，如果有所询问，只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弄得莫明其妙，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太子说：“进去了自然会知道。”
  他们见了皇帝，太子先说：“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然而高允地位低贱，一切都由崔浩作主，请饶了他的性命。”太武帝听了，召高允上前，问道：“《国书》是不是都是崔浩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