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明朝

次年二月，阳明先生丁父忧，退居家乡。
  他在家乡一住便是六年，朝廷对他十分冷淡。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杨廷和对兵部尚书王琼有意见，认为阳明先生是王琼的人。(当年保荐他充任南赣巡抚的，是王琼。)
  到了嘉靖六年，思恩与田州的“土酋”卢苏与王受二人造反，朝廷这才任命阳明先生以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筹兼巡抚，对卢苏、王受用兵。阳明先生到任以后，不费一兵一卒，将这两人招降，安抚了两人的兵卒七万。思田两州的善后事宜，他也处置得很妥当
  断藤峡的瑶民，占据着三百多里的地域，“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造反了几十年。阳明先生出其不意，把瑶洞瑶寨一一“削平”。为了这一件事，阳明先生几乎获罪。原因是，吏部尚书桂萼对大学士刘璁有意见，以为阳明先生只肯听刘璁的话，不肯听他桂萼的话。(他曾经暗示阳明先生去打交阯，阳明先生不肯。)于是，他就向朝中的诸大臣说：“王守仁把不该招降的(卢苏、王受)招降了，把不该征讨的(瑶民)征讨了。”
  这时候，阳明先生已经病得很厉害，一面上疏请求辞职回乡“省亲”，一面把公事交给在身边的郧阳巡抚林富，请林富代理，不等到朝廷准辞便启程东归。
  这最后一点，确是阳明先生的错。于是，虽则他走得不多远，便病故在南安，桂萼却不饶他，振振有辞地参他一本，说他“擅离职守”。世宗很受桂萼的影响，叫廷臣公议对阳明先生死后的处分。桂萼却又作了好人，说阳明先生“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但是，他又说：“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桂萼的结论是：“宜禁邪说以正人心。”看样子，他是希望世宗把阳明先生的著作一概焚烧，毁板。
  世宗根本不懂得桂萼所痛斥的，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也就未加理会，仅仅不让阳明先生的儿子袭继伯爵之位。
  其后，穆宗追赠阳明先生为新建侯，准许阳明先生的子孙世袭伯爵。
  神宗在万历十二年依照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以阳明先生、白沙先生，及胡居仁，从祀文庙。(另一位儒者薛瑄，已于隆庆二年由穆宗下旨从祀文庙，)
  阳明先生的事功，比起诸葛亮来，毫无逊色。他的德行与学问，可说是上追孔孟，与朱熹相比肩。
  想详细研究他的思想，必须读他的全集(《王文成公全书》，明穆宗隆庆六年刻本，收在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
  阳明先生是“诗礼家庭的宠儿”，幼年没有衣食之虞，加以天性豪迈，很想做世间“第一等事”，作世间第一等人。成年以后，接触到当时士夫夫的以程朱为道统的气氛，努力于“格物致知”。曾经用了七天功夫，“格”庭院前的竹子，格不出一个所以然的道理来，于是，在回到家乡以后，便住到阳明洞里去，出入于释老二氏(研究佛家与道家的书，并且打坐，导引)。那时候，他的年龄是三十一岁(弘治十五年)。他学仙学佛不到一年，由于割舍不了对祖母与父亲的孝心便毅然决然放弃了作仙作佛的想头，重行研究儒家的道理。
  此后，他颇劝人“立志”。从弘治十八年起，便有人愿意执贽受教，使得他开始了二十三个年头的授徒讲学的生活。古语说，“教学相长”。他一面教人，一面也教了自己。
  老天爷似乎也特别看中了他，送给他若干艰难，挫折，委屈，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无非是为了动他的心，忍他的性，补充他以他一向所尚未曾有的本事。武宗正德元年，他以兵部主事的资格上疏请求释放被刘瑾滥捕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余人。疏中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伏愿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末了一句之中的“改过”二字，稍许重了一些，使得武宗与刘瑾有藉口把阳明先生也关下了诏狱，打四十下棍子，贬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龙场是今灭修文县的县治，在当时还是个充满了“蛇魅魍魉，蛊毒瘴疠”，很不卫生的所在，居民也什九以上是苗胞，言语不通。全场连一座房子也没有。阳明先生到了那里，真是苦不堪言，却能慢慢地从苦中获得磨练，找到出路。他教导苗民识字读书，也教了他们架木盖屋。更重要的是，他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大道理。
  这知行合一的大道理，发前人所未发，帮助了他自己后来为人为学，立功立德，也影响了几百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家及学人。
  所谓知行合一，便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阳明先生的这种发明，在伦理的范围内容易讲得通。譬如，孔子说某人知礼，决不是说某人单单懂得条文，而是说某人在实践上合乎礼的要求。我们说，某人懂得了孝道，也是在说某人已经在行为上尽到了一个孝字。
  阳明先生不仅是要人行善，也要人“不行不善”：“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自己]却[以为是]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澈根澈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阳明先生在江西平了宸濠之乱，几乎反而招祸，忧谗畏讥，在思想上多了一番磨练，才把“知行合一”的观念，发展为“致良知”的教训。“致良知”，是除去“不善的念”，也就是“去人欲’。去了人欲，天理自现。这天理，便是“良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良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然在常人不能胜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可见他对于《大学》一书之中“格物致知”四字的解释，与晦庵先生(朱熹)的迥不相同。晦庵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阳明先生似乎是把格字当作去字讲，物字当作欲望讲。关于理字，晦庵先生以为是“事物之理”，阳明先生则以为是“天理”也就是“良知”；“心即是理”，这便是朱王二家相异之处。
  阳明先生因此而颇受朱派的人攻击，被批评为立异鸣高。他愤而抄集了晦庵先生晚年的若干话语，题为“朱子晚年定论”以证明他自己的思想与晦庵先生晚年的并无十分抵触之处。例如，晦庵先生在《答吕子约》的信中说：“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这样看来，朱王一家，形虽小异，实则大同。 
八一、世宗
  世宗朱厚熄，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是在位最久的两个之一。他在位四十五年，神宗在位四十七年。以享寿的长久而论，他也仅次于太祖成祖。他死时年已六十，太祖死时年七十一，成祖死时年六十五。
  他生于湖北安陆，父亲兴献王朱祐杭的府邸之中。十三岁，袭封为王；十五岁，被迎到京师，入承大统。祖母，宪宗的贵妃邵氏，这时候还活着，眼睛已瞎，很高兴孙儿当了皇帝，把他从头顶到脚跟摸了一遍。他尊她为皇太后(应该称为“太皇太后”才对)，次年(嘉靖元年，1522年)，加号为“寿安皇太后”。她在当年的冬天病故。
  世宗的母亲,兴献王的王妃蒋氏，被接了来，尊为“兴献皇后”。至于孝宗的皇后张氏，原已于武宗即位以后，尊称为“慈寿皇太后”，世宗再给她加上两个字：“昭圣慈寿皇太后”。此人死于嘉靖二十年。
  武宗的皇后夏氏，在辈分上是世宗的堂嫂，被世宗尊为“庄肃皇后”。此人死于嘉靖十四年。
  祖母与寡嫂，均不曾给世宗惹出若何麻烦。成为问题的，是伯母与母亲之间的地位的高下，连带地也牵涉到伯父孝宗与父亲兴献王之间的地位的高下。
  这问题，在世宗即位以后的第六天便发生了。他下诏给群臣，共议如何尊崇本生的父母。大学士杨廷和引据汉哀帝与宋英宗的故事，认为世宗既已作了孝宗的嗣子，应称孝宗为“皇考”，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本生母为“皇叔母”。世宗懂不了这个大道理，说：“伯父母变成了父母，父母变成了叔父母，要换得这么多吗？”下旨叫群臣再议。
  杨廷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多数的大臣也附和他，世宗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无可奈何。母亲蒋氏北来，中途留在通州，不肯进京，向人家说：“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儿子，算作别人的儿子呢?”世宗在宫里也向孝宗的皇后张氏(昭圣慈寿皇太后)说：“我情愿回安陆，仍旧作一个兴王，皇帝的位置请您另找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