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就越南政策辩论的两方，依照美国的古典方式，都以道德绝对论自扰，从未寻求方法沟通双方歧见。
    即使事隔20年，美国此一大辩论仍未得出客观论点，依然责备他人大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共产党获胜迅速解决了越战时期一个长久的辩论——决策者是否借口一旦共产党得胜必然会爆发血腥屠杀，而继续作战不已。
    当然，柬埔寨发生种族大屠杀，新统治者屠杀了全国至少15%的人口。南越的悲剧没那么惨烈，然而，仍有数十万的南越人被赶进“再教育营”（集中营的美称）。1977年初，共产党当局承认关了约五万名政治犯，不过绝大多数独立的观察家认为，真实的数字接近20万人。至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多年来在西方国家被宣传是民主的联合政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子，等到北越征服后，却显现出它另有打算。1969年，民族解放阵线摇身一变，成为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1975年西贡沦陷之后两个月，临时革命政府“内阁”开会，决定有限度地恢复南越境内金融机构的运作；成立顾问委员会，延揽反对阮文绍的若干非共产党政客加入，协助治理国务；临时革命政府与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河内根本不想要一个独立的南越出现，即使是共产党执政的南越也不行，必须防患于未然，以免产生铁托主义。“内阁”决议立即被宣告作废，顾问委员会不得运作，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们一个也没派出国履任。南越政府由北越共产党干部和军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掌握。1975年6月，河内领导人和报章发动呼吁国家早日统一——换言之，早日正式兼并南越——不到一年，南北越就归于一统。
    虽然就严格的意义来讲，跟着倒下的骨牌只有柬埔寨和老挝，全球其他地方许多反西方的革命分子却开始大受鼓舞。如果不是美国被认为已在中南半岛崩溃、因水门事件而民心士气涣散，并且因而退缩畏怯，大概卡斯特罗也不至于介入安哥拉、苏联也不会干预埃塞俄比亚。同时，还有一个言之凿凿的说法，认为若是南越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沦陷的话，印尼共产党在1965年企图发动的功败垂成的政变，或许就会推翻苏加诺政府，而肇致另一个战略灾祸。
    美国为了她在越南的冒险行动，付出了与其可能的收获不成比例的重大代价。很明显，在如此一个难以自我界定的方向上投注偌大成本，绝对不智。美国一开始之所以介入，是因为它把原先在欧洲运作成功的政策，运用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迥然不同的地区所致。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允许有文化畛域，可是集体安全的理论却是，安全不可分割，只要有一股线被抽离，整个国际秩序也会解体。
    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著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至于不能掌控她不熟悉的，可又政治、军事目标缠结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
    或许由于越战而倒下的骨牌，最严重、创伤最深者乃是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也断送了。美国的理想主义深深影响着官员和反战人士，给予他们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可以轻易、迅速地把越南社会转化为美式民主社会。当这个乐观的想法瓦解，且情势显示越南距民主十分遥远时，无可避免就出现失望之情绪。另外针对军事问题还有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错误见解。由于缺乏评断的标准，官员经常误解问题，因此对问题陈述有误。当这些官员声称已在隧道末端见到光明在望时，事实上他们只是自以为如此；因而，评估有误，也就等于自欺欺人。
    通常，能够上达到高级决策人士的问题，也都是复杂的问题；单纯、没有争议性的事情在下层政府已有共识而解决了。可见，一旦做成决定，不管内心有多大的怀疑，决策者变成完全承诺；因此，他显示出的确定、自信表情，可能产生相当误导。甚至，这些错误的假象还经常因为官僚有自我表功的倾向而更深化。
    揭发政府行政部门故意的误导言行，是新闻媒体和议会的重要职责，蓄意误导绝对不可取。但是，声称越南的基本问题会受到所谓信用差距的影响，此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美国是光明正大地进入越南，绝对没有偷偷摸摸溜进去。国会很清楚美国投入的程度，而且年复一年批准拨款。我们或许可以说，想要制止共产党占领一个新兴国家，乃是天真的想法，但是决不能像全国大辩论那样，集中火力抨击美国的核心价值。
    这些激烈争论继续混淆了中南半岛的实际状况，在二十年里，历经两党四位总统的期间，产生了一段认识的真空期。美国唯有开始借由这段痛苦经验，汲取两党各自的教训，才能自越战煎熬中恢复。
    第一，美国承诺投入战争之前，应该对它将面对的威胁之性质，以及它能实际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理解。它必须有清楚的军事战略，并对何谓成功的政治结果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第二，当美国承诺而投入军事行动，它就别无选择要争取胜利，一如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所说：“胜利是无可替代的。”匆促执行不能缓和疑惧；迟疑拖延会腐蚀耐心，从而伤害美国民众的意志。这就需要仔细评估政治目标，并且在决定参战前先评估达成目标的军事策略。
    第三，如果民主国家内部互相争战的各党各派，不能有最低限度的自制，就没有办法执行严肃的外交政策。一旦战胜国内敌对人士成为政策的唯一目标，团结的希望将十分渺茫。尼克松深信，身为总统，责无旁贷必须保卫国家利益，即使违逆国内最激烈的异端分子也义无反顾——或许在当时，尤其需要有此勇气。可是，越南事例表明，总统也不能凭其行政命令进行战争。面对各方暴乱示威，面对国会决议案越来越倾向单方面撤军，以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评，尼克松应该在其任内尽早对国会陈述其战略，要求毫不含糊地支持其政策。如果他得不到国会支持，他应该要求国会表决来清理这场战争，使国会也承担起责任。
    诚如前文所述，尼克松不肯接受此一建议，因为他认为这是放弃行政部门责任的行为，历史不会原谅这么做所肇致的骇人结果。这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的确是高度合乎道德与明智的正确决定。但是，依照美国的制衡制度，尼克松一肩挑起的重责大任，决非一人所能承担。
    在越战期间，美国有必要了解自己的局限性。美国在其长久历史上，超人一等的思想使它自命道德优于他人，而也由于国家物资丰厚，得天独厚而有此思想。但是在越南，美国发现它介入一场道德上模糊的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物质丰厚与否却派不上用场。20世纪50年代电视荧幕上出现的和睦家庭，正是在文化上支持杜勒斯的高度道德标准，以及肯尼迪的理想主义之团体。在这些期盼中受挫，美国开始反躬自省。的确，没有其他社会对其最终的团结凝聚，有可以与美国匹敌的信心，因此它才不惜裂解开来省视，确信必能吻合复原。也没有其他民族像它这样英勇，为求更新而肯冒险犯难。就即时的结果而言，国内这一出戏剧乃是悲剧；然而，就长期而言，这个痛苦可以作为美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便将过去迭有伟大作为的道德完美主义，拉回到认识远比过去较不和善、较为复杂的国际新环境中来。
    越战经验依然深深镌刻在美国人心上，而历史却似乎仍对若干最动人的教训有所保留。美国经过内省检讨之后，恢复了自信；苏联，尽管表面上坚如磐石，却因道德、政治和经济上过分伸张而付出死亡的代价。经过一段扩张主义的阶段后，苏联发现自身陷入重重矛盾之中，终致覆亡。
    这些发展激起美国人对历史教训性质的一些嘲讽式的反思。美国介入越战，冀望制止她所认为的幕后指使的共产党阴谋的野心，但是失败了。从美国的失败中，莫斯科得出一项结论；这项结论认为历史的相对力量已变得对它有利，使得主张骨牌理论人士为之大骇。莫斯科因此试图扩张，伸至也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最后进入阿富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现地缘政治现象在共产主义社会和在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有局限性。事实上，由于欠缺弹性，苏联的过度扩张，不是产生美国遇到的异化作用，而是土崩瓦解。
    问题仍然无解：如果美国保持被动，听任历史进展去解决共产主义的挑衅，事情是否仍会照同一方向发展？或者由于美国此一不作为，使得共产世界获得推动力，坚信必能得胜，因而足以延迟，或者甚至制止苏联的覆亡？
    姑不论学理上做出何种解答，政治人物不能采取不作为政策原则。他或许可以在评估中学习修正其信心，为未可估计的因素预留余地；但是依赖时间来使威胁力量十足的敌手终必覆亡，乃是对数百万受害人无法慰藉的政策，也使决策变成凭直觉冒险的不负责任行为。
    美国在越战问题上的痛苦，乃是对其道德意识彷徨踌躇留下的特殊之证明，它本身也对美国经验在伦理上有何意义这类问题，提供了极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