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然而在 
 
 
1989 年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 
是对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抨击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 
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 
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22-68] 
出现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机很有利。在邓小平时代，正如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 
一种「对中国历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泽东视为剥削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曾是受批判的历史人物，而在邓小平时 
代逐渐被重新解释为「那个时代的进步力量」。换言之，在邓小平时代，更易于用较客观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了；过去 
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历史人物，又成了具有优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质的人。在 1980 年代末，甚至国共内战时的头号 
敌人蒋介石也开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对待，虽然毛泽东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22-69]  1989  年之后，中宣部利用这种趋势， 
鼓励年轻人以中国历史为荣。[22-70] 
正如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中国思想状况时所说，即便在 1980 年代中国人批判自己的传统、崇拜西方时，「在 
叛逆的言辞背后??也跳动着新一代热血青年躁动不安的心，他们怀着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22-71]即使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到 1980 年代末时很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1978 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人过于 
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 
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天安门悲剧后的几 
周内，邓小平开始强调他的爱国主义教导。中宣部巧妙地宣传外国人的反华言论，使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主张民主的 
学生感到愤怒。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1994 年后改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被广为宣传，将民众的怒火 
引向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外国拒绝向中国提供现代技术，被说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国分享现代化成果。外国人批评中 
国对待藏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说成是外国列强企图削弱中国的阴谋。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 
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国民众作出的解释中，被说成是遏制中国的例证。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 
期的效果。1989 年后的几年里，当初高呼口号反对政府腐败和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 
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在唤起年青人的爱国主义方面，特别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体巧妙地宣传外国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对北京主 
办奥运会的言论。国家主席杨尚昆在 1990 年向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将申办奥运会后受到外国的抵制，这让年轻人怒不 
可遏。1989 年时反政府的年轻人，现在又热烈支持政府有关中国受到其他国家苛待的说法。 
在这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 
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 
仍会被公布在中国的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1991 年底，中宣部还制订出一套更加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枣利用教科书、讲演和媒体。1991 年 11 月发 
布了〈充分利用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文件。后来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通知〉。这两份文件的重点都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或内战的青少年。 
天安门悲剧之后邓小平批评外国实行的制裁，没有纪录表明他在 1992 年退休前反对宣传部门激发爱国主义的做 
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倾向。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作出认真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 
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也远远超出 
了邓小平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后愈演愈烈。随着外国在 1990 年代逐渐减少制裁，中国必须在这种排外的 
爱国主义与努力恢复邓小平在 1977 年以后建立的对外友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22-1]SWDXP-3, May 31, 1989, p. 289. 
[22-2]SWDXP-3, May 31, 1989, p. 291. 
[22-3]SWDXP-3, May 31, 1989, June 9, 1989, p. 299. 
[22-4]SWDXP-3, May 31, 1989, pp. 294-299. 
[22-5]SWDXP-3, May 31, 1989, June 16, 1989, pp. 302-303. 
[22-6]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6-197. 
 
 
[22-7]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43-146;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414. 
[2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89 年 7 月 16 日，页 1285。 
[2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89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 
[22-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173. 
[22-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8 月 17 日，页 1286。 
[22-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4 日，页 1286-1287；SWDXP-3, pp. 
305-311.他还说，他的丧事也要越简单越好。 
[22-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4 日，页 1287；SWDXP-3, pp. 305-311. 
[22-14]SWDXP-3, p. 311. 
[22-15]SWDXP-3, pp. 312-313. 
[22-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9 月 16 日，页 1289-1290。 
[22-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9 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页 1295-1296。 
[22-18]Rong De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 1-5. 
[22-19]SWDXP-3, p. 315. 
[22-20]据奥克森伯格所说，他陪同尼克逊总统在 1989 年 10 月会见了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