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当 11 月 11 日柏林墙被推倒时，《人民日报》再也无法掩盖这一消息了。[22-53] 
1990 年 2 月的苏共全会讨论了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的问题，《人民日报》没有作任何报道。全会结束那天，《人 
民日报》根本没有提到苏联，而是宣布「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肯定会发生新的动乱和战争，国家将陷 
入分裂，人民将遭受苦难，更谈不上国家建设」。第二天报纸才登出莫斯科的苏共全会同意放弃垄断权力的消息。[22-54] 
苏联解体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样高兴。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 1950 年代中国采用苏联式工 
业化时的一句著名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涵义却非常不同。 
邓小平在 1989 年底辞职后不再积极参与处理东欧和苏联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避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从 1989 
年到 1992 年，他试图加强群众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东欧或苏联共产党，它能挺过去。他没有预言苏联或东欧会 
发生什么事情，但他从 1989 年底开始使用「不管东欧或苏联发生什么」作为开头语，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邓小平 
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 1991 年 8 月 20 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巴卓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 
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枣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枣叫到一起，让他们增 
强决心，团结一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 
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 
前进的机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最后，邓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强调 
经济增长不意味着中国要忘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22-55] 
1991 年 10 月 5 日，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几个星期之后，邓小平 
接待了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之一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中国仍将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同时也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证明中国需要共产主义体制，他说，中国今年发生水灾时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解决问题。中国 
能够有效应对水灾，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22-56]  1989 年 10 月 26 日，邓小平就曾宣布对党的体系的信念，他对泰国 
首相差猜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57]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向民众报道苏东巨变时动作迟缓，但他们很快就根据新的现实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当巴尔 
干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中国立刻给予承认；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总统戈巴卓夫宣布辞职，俄国国旗取代了克里 
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时，中国很快就从外交上承认了俄国和其他独立国家。[22-58]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 
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 
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悲剧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 
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22-59] 
 
 
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纪录证明他对中共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崩 
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他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现得镇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够挺过去，并最终取得胜利，经济也将 
继续增长。他记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丢了官职，但每一次又都回来了；他见证过自己的部队打了败仗但取得了最后的 
胜利；他见证过中国在大跃进和「文革」之后的复元。邓小平在 1989 年「六四」之后的三年中，向公众展示着他的毅 
力、坚韧和十足的自信，在这种环境中能有如此表现的世界领导人并不很多。 
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党内的气氛不允许邓小平扭转 1988 年放开物价后为消除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而实行的保守经济政策。但是邓小 
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从 1988 年 9 月 26 日的十三届三 
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紧缩计划是陈云的得意之作。为了结束通货膨胀，政府降低了增长目标和支出，减少了货币供应， 
收紧和强化了财政控制，努力消除财政赤字。此外，为安抚对腐败的民怨，政府发言人袁木宣布紧缩计划也包括禁止政 
府兴建楼堂馆所。[22-60] 
富有经验的经济顾问薛暮桥为紧缩计划中的「整顿」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释。他说，1984 年之后，新的体制和宏 
观调控手段还没有到位，以价格、税收和信贷来调控经济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业， 
包括乡镇企业，过快地扩大投资，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为避免后者 
的失控才采取了紧缩措施。[22-61]  李鹏总理在 1989 年底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忠实地推进了紧缩计划，他说，党要集中力量 
提高质量标准，改善商品流通，加强党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他提出，尽管实行紧缩方案，党仍然要继续推动 
改革。工厂的管理者要作好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关键决策，中国要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2-62]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抨击，导致一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反 
击以及对市场开放的抵制。[22-63]  已经在 1987 年靠边站的保守派意识形态宣传家邓力群，又开始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 
精神污染。陈云的部下则认为过分开放市场导致了纪律松弛和学生示威。江泽民让正统思想的扞卫者胡乔木为他起草了 
1991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7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2-64] 
1988 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当时预计，1989 年到 1992 年这个 
时期结束时，一旦调整完成，便可以用较温和的步调重新开始各项改革枣包括物价改革、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税制改革以及银行业改革。[22-65]  但是，1989  年「六四」之后西方国家的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何况经 
济官员还在继续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即使很想与邓小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江泽民，在经济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 
主流气氛，而这种气氛现在更有利于陈云的慎重立场。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2%降至 1989 
年的 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 
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 1989 年到 1990 年有将近 2,000 万人丢了饭碗。[22-66]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 
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爱国主义教育 
「六四」后几周的危机时刻过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年轻人对政府和共产党的疏远。 
在谈及导致「六四」事件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了没有对青年进行「教育」，他这样说的意思和毛泽东一样，是指政治 
教育。但是邓小平的这种教育观并不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他认为那种教育过于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 
在「六四」之后这意味着什么？ 
东欧和苏联共产体制的崩溃表明，共产主义世界的年轻人已经失去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党正统学说 
的信仰。邓小平和他的党内元老们认识到，不能再指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动中国的年轻人了。尽管 
邓小平本人支持过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但它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了。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心，需要用什么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67  强调 
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在 1940 年代就是宣传的主题，而且从未消失过。但是它在 1950 年代 
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只起着次要作用。当邓小平在  1980  年代试图加强与西方的关系时，它已经趋于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