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四棵树

作为“文革”大风暴前奏的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其中也包含着对人际温情，对“淡淡的哀愁”的残暴鞭笞，《舞台姐妹》被当作“反面教材”放映时，银幕上伴随着凄美的画面，响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的唱词，我拼命警告自己“这可是五彩斑斓的大毒蛇”，却还是忍不住从心底旋出丝丝缕缕“淡淡的哀愁”。
  “文革”后有幸与陈荒煤前辈相识。他正是上述几部“大毒草”电影的“罪责人”， 那些电影虽然各有编导演员等参与创作的人员，但他当时是文化部负责电影生产的副部长，也确实为这些“毒草”的“出笼”煞费苦心（草是植物，何以要用“出笼”喻其凶险，我至今茫然，但“毒草出笼”一度是最流行的正规政治语汇，故仍沿用）， 为此他不仅饱受批斗之苦，还身陷囹圄数年。陈荒煤原名陈光美，曾是位小说家，第一个集子题名《忧郁的歌》，可见那时他是颇有小资情调的。但他后来投奔延安，努力地改造自己，名字改成了陈荒煤，他最后一篇小说题为《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刻意断绝忧郁，但可能是觉得小说这形式还是容易让自己陷于“软情绪”， 就此“红盆洗手”，一心一意当起了“文艺战线的组织工作者”，也就是革命的文化官员，在“文革”前一直当到全国电影生产的总管，他自以为思想感情已经改造得相当地“布尔什维克化”了，并且在工作中也否决了若干认为是“思想感情不健康”的电影，可是，没想到他批准拍摄的上述电影，有的根据烈士作品改编，有的根据现代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改编，有的编剧是老革命，有的素材取自左翼戏剧运动，按说就是有些抒情成分，含有些人情味儿，也该都不姓“资”，却一朝全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被指斥为是反革命的特大毒草。
  陈荒煤“文革”后平反复出，以很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开放洪流，他支持“伤痕文学”，对我的小说《如意》改编为电影，他不仅支持，还为编剧和导演提供了细致而内行的指导，当有人怀疑拍摄《如意》是“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张目”时，他站出来为我们年轻一代撑腰，这都令人感动。但就是他，有一天对我说：“我最见不得‘淡淡的哀愁’。”当时我想，他的确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淡淡的哀愁即使算不得什么良好的思绪，也确实不必人人、时时都有，更不必在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里含有，但又有什么“见不得”的呢？后来我进一步深想，他的一辈子，处在不间断的思想感情的改造中，小资产阶级感情，特别是其中那最易暴露出来的“淡淡的哀愁”这只“马脚”，让他吃尽了苦头，也终于让他意识到那是与革命事业格格不入，必须像战胜病毒一样加以消灭的。
  荒煤前辈在上世纪末因病去世。可惜不能与他详细探讨关于“淡淡的哀愁”这一人类共有的情愫了。
  说是人类共有，不用举更多的例子。前些天传来的消息，法国女作家萨冈仙去。萨冈的成名作就是《别了，哀愁》。哀愁，无论是拥抱它还是告别它，那肯定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绪。哀愁与人类的总体生存状态有关，更与人性有关。革命家尽管为了社会公正去进行革命，却大可不必将哀愁，特别是淡淡的哀愁，这人类的固有情愫，当作革命的对象，大加挞伐，加以杜绝。
  我二十年来一直珍藏着一本小书《中国散文44 篇》，是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1983 年编的，封底上印着“内部学习资料”，后来不知道是否正式出版了，这本选集所选的44 篇散文确实都是精品，从上世纪20 年代一直选到80 年代，当然，前半世纪的所占比例很大，编选者强调，那只是因为那些文章“不好找”，我读这些篇什，却感觉到，编选者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助读者去找回那些被极左，特别是“文革”所荼毒、抛弃、遮蔽的美文，这些美文题材各异、手法多样，作者的理念与情趣多元，但是，我一再细读之中，却发现这些不同的作者的不同文章里，却常常氤氲出一种相通的情愫，比如：1923年宗白华在《我和诗》里说之所以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是因为“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俞平伯在《清河坊》里写到：“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的花花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夏丐尊的《猫》写家中爱猫失踪死亡后，“在昏黄中独自徘徊。日来已失了联想媒介的无数往事，都回光返照似的一时强烈地齐现到心上来。”沈从文的《箱子岩》写到一群与自然融合生存的船民，“听到他们谈了许久，我心中有点忧郁起来了”，意识到“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卞之琳在《尺八夜》里写自己幼时读了苏蔓殊那“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的诗句，“不知道小小年纪，有什么了不得的哀愁，想起来心里真是‘软和得很’。”而经历与陈荒煤很相近的何其芳以文句艳丽雕琢的少作《秋海棠》入选，更明白地写出“这初秋之夜如一袭藕花色的蝉翼一样的纱衫，飘起淡淡的哀愁。” 
  从上述“只取一瓢饮”的小选集，已不难看出，上世纪的许多美文，都含有“淡淡哀愁”的成分，鲁迅先生的小说有《狂人日记》那样的呐喊调式，有《阿Q 正传》那样的调侃文体，但《伤逝》这题目和开篇第一句，以及文末“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等抒情句式，不知别人读来是何感觉，我反正是咀嚼出了淡淡哀愁的滋味，还有他那散文集《野草》里的《风筝》等篇，也都有同样韵味。
  淡淡的哀愁，也就是忧郁、惆怅、伤感的情绪。致力革命的革命者和致力扑灭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处在激昂的亢奋的生死搏斗的情绪中，那的确是容不得半点哀愁、忧郁、惆怅、伤感的，任何那样的星火情绪，都可能导致心慈手软，从而一着错、满盘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在大决战的情势下，也会考虑到对付中间势力的策略，一种策略是“凡不公开反对我的都可视为朋友”，一种策略是“凡不站到我一边的均视为敌人”，也往往两种策略交替或交融使用。在尘埃落定后，革命者所解放的领域里，革命领袖的情绪一旦软化，则社会春风融融，而一旦超常坚硬，则会导致席卷全社会的狂风暴雨。反革命势力盘踞的地盘上呢，也会有因掌权者心硬而放大“格杀勿论”圈，以及心软而解除大禁的情况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对社会、历史起关键作用的大人物，还是在其硬心肠里掺合进一些软心肠，忽而忧郁一下、惆怅一点、伤感一点，也就是偶有点淡淡的哀愁，对芸芸众生较为有利。这种想法是否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上不去探讨，我只知道，大概是1973 年，忽然上面传下急令，要解放上海的“反革命黑线人物”贺绿汀，负责监管贺的几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传达是真的，贺是“文革”一开始就揪出来示众的典型坏蛋，铁案铸定，岂能翻案？但也容不得监管人员细问，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立即放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才知道，就是发动“文革”的领袖忽有一天哼了几句《游击队歌》，这歌子很不错么！作歌子的人在哪里呢？你看，人性中的软东西起了救人一命的作用，也不仅是一个人和一家人获救，比他更心软或者说一直是软心肠的重要人物，也就趁势以此为例，为一大批类似贺绿汀那样的人物落实了政策。人性也在书写历史，这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人性里的软和成分，比如体现于虽然鲁迅视其为死敌，但因为你曾经给过大洋鼓励我们留学，那就即使在“破四旧”的腥风血雨里，也下指示要给你精印线装本的《柳文指要》，这类的人情味儿；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喟叹；比如在睡衣外面套上大衣匆匆赶到八宝山出现于追悼会，并慈蔼地慰励遗孀；比如忽然忆及当年同案被整，顿生赦免之心而大赞“人才难得”……以至于还有“我到哪里去离婚啊”的悲叹，凡此种种，即使还算不得淡淡的哀愁，其实离得也不远了，这样的情绪，因其人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由此辐射出后，多有良性效应，说一句弥足珍贵，不过分吧。
  但真正将淡淡哀愁作为自己基本情愫构成的，还是社会上的中间人群，从政治上说是中间人物，从经济上说是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从文化上说基本属于精神贵族。
  1988 年，我在当时《文艺报》上开了个“一叶之见”的专栏，大体上每周发表一篇，其中有篇是《淡淡哀愁今何价》，我那时这样分析：淡淡的哀愁情怀系由下列因素构成：一，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惶惑，小悲欢中的小失落，使人生出一种惆怅和悲凉；二，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对变故和冲击无法承受，因而期望着温情和怜悯；三，个人在群体中的迷失，认同中的窘境，希求以一种自慰来取得心理平衡。今天看来，这个分析如果只针对特定的人群，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还是适用的，但缺陷是没有把这种情愫作为人性深处的普遍存在加以揭橥。从上一段我斗胆对大人物的分析即可知道，我对软性情绪的认知目前已经超越了十六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