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四棵树

还有李人的《死水微澜》，虽然也有人评论，有人觉得这部长篇小说情节上戏剧性强，加以改编（川剧、话剧、电影、电视剧），但似乎很少人注意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里写人性最出色的长篇小说。
  写人性，写善写恶，写见利忘义写舍生取义都不难，难的是写人性中的灰色部分，写压抑的部分，写不自知的部分。朋友说喜欢我的《四牌楼》，感谢！天下难得是知音。我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四牌楼》。《四牌楼》探究了人性，其中《蓝夜叉》一章，刚刚出了法译本，译者戴鹤白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就因为它写了人性，写了人性中的灰色领域，而且，充溢着忏悔意识。
  我现在深深地意识到，我自己的人性里有远比以前觉察到的更宽阔的灰色区域，而在最深处，有稠酽的恶，我有与基督徒不甚相同但相通的原罪感。我现在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压抑、制约自己人性中的丑恶。所谓高尚，其实应该就是特别能够自觉地压抑自己人性中的阴暗面。我在长篇纪实作品（2003《树与林同在》年出了法译本）里写出了自己深深的忏悔：在“文革”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恶斗中，一天临时权力机构忽然宣布与我们那派对立的那派里的一位女教师，是某机构“走资派”“伸进群众组织中的黑手”，立即对其进行隔离审查！我听到这个宣布后，竟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这等于宣布了我们对立面那派是错误的一派。那女教师被隔离后，因为不能忍受随之必然要遭遇到的批斗，就在一个夜里趁看守者打瞌睡，喝敌敌畏自杀了。一个生命的被囚禁和即将被批斗，竟然会被我这另一个生命认为是一桩大快事，现在想到我当时的那种心情和表现，我仍很惊异。你说我在生命的那一时段里，人性中的什么东西被调动起来浮升起来膨胀起来了？现在那女教师已经屈死三十多年了，除了她的至亲，谁还记得她？这世界每天都在死人，谁真觉得别人的生命是珍贵的？清夜扪心，我为当年的欣喜丑态而愧疚，我觉得这种愧疚可以帮助我在时下的生命时段里，不至于再让人性黑暗角落的污浊再次泛起。
  朋友一天来村里访我，看到了我的生存状态。我就这样承载着自己的全部人性，包括耻感，罪感，静静地活在一隅。我为自己高兴的是，我现在可以完全依着自己的性情生活。我可以不敷衍，可以对不情愿的人和事说“不”，也可以在朋友面前尽情挥洒——那天我在高谈阔论中竟从椅子上仰翻，幸而没有摔坏——面对自己的全部人性，我可以欣慰地说：抑恶扬善，自我调控，状态基本良好。
  第二棵：随笔树 二
  陆续在传媒上看到一些谈论“小资”的文章，这些文章所描述的“小资”， 在时下的中国内地，大体以城市青年白领为骨干，他们通外文，懂电脑，收入不菲，但绝非暴发，不爱存钱，潇洒消费，喝星巴克咖啡，用宜家家具，长假旅游，短假泡吧，餐饮消费实行AA 制，有的夫妻亦如是；健身、美容是他们工余的必修课，穿戴上或一身名牌，或凸现个性；沙弧球、蹦极、野外烧烤、假面派对……这些对我这一辈人陌生的事物，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精神消费方面，他们里头有的读博尔赫斯，听斯特拉文斯基，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光盘，有的看几米漫画，听朱哲琴，交流对《周渔的火车》的观感……最近又有“布波族”的概念出现，就是把“小资”中的佼佼者的特点归纳为“布尔乔亚”加“波希米亚”， 经济上小康，精神上浪漫，既尊重传统、尊重家庭，又特立独行、勇逆俗流……尽管这些关于“小资”的描述、论说多有含混、矛盾之处，而且被定位于“小资”的社会族群也常被尖刻地讥讽，但总的来说，“小资”绝不再是一个恶谥，那些讥讽者的出发点也不是要“灭小资”，而是向自以为是“小资”者发出嘘声：“你不配！”我对时下的“小资”缺乏研究，对针对时下“小资”的讨论没多少发言权。我只是想把自己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的一些往事，写下来供时下研究、论述“小资”的人士作一参考。
  我进入少年时代，是上世纪50 年代初，那时候针对知识分子，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所要改造的思想之一，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记得我曾混进过大人们开会的会场，偷看那会场上的情景。开会有什么好看的？如果只是些在那里发言、喊口号的会，自然没什么好看，但也有那样的会，带有一个阶段的总结性质，在发言之后，会有些表演，当然都是业余性质的表演，形式相当粗糙简陋，什么三句半呀，快板书呀，相声呀，合唱呀，舞蹈呀，哑剧呀，等等；节目的内容都是思想改造的心得成果。我印象最深，直到今天仍如在眼前的，是一个哑剧。表演者是个女的，人们叫她缪大姐，那时候大概三十多岁，她自编自演的那个哑剧叫《过门》，舞台上竖着四根木条构成的一个门框，她一上场，人们就哄堂大笑，不是她化妆得怪模怪样，她还穿着平时的衣服，就是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城市妇女都穿的一种“列宁装”，齐耳短发，带扣绊的黑布鞋，只是没戴那时候流行的“八角帽”，大概是怕表演中不慎弄掉地下；人们笑，不笑她打扮，那笑什么？原来，她上场时，身上背了大大小小许多的包袱，那些包袱里实际上可能只装了些蓬松的纸团，但她表演出不堪重负的痛苦表情，弯着腰，吃力地朝那个门走去。当时跟我一起混进会场的孩子，有的实在不懂她那是在表演什么，不耐烦，没多会儿就溜出去了，我却觉得自己能懂，没走，一直看到底。其实不难懂，很概念化，很幼稚的。台上那个门，横梁上写着“欢迎革命者”，而缪大姐身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袱，也都贴着醒目的标签，最大的一个上面，写着“个人主义”，其余的，我记得的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什么的，缪大姐背着这些包袱想挤进那个门，自然是妄想，试了几次都被门框挡回，甚至跌倒在地，于是她以种种肢体语言表达自我改造的过程，首先是跺脚把那些坏“主义”的包袱一个个地扔掉，到最后，她身上只剩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包袱，她做出犹豫、舍不得的表情，坚持还背着，想用诸如侧身、顶在头上种种取巧的办法混进门去，始终不能过门，她便很不情愿地打开那个包袱，呀，大包袱里滚出许多的小包袱，这些小包袱的性质都由粘在那上面的纸条标明，也许是我早慧？更可能是由于实在好奇，我一直记得许多纸条上写的字样，有“多愁善感”、“爱情至上”、“风花雪月”、“琴棋书画”、“温文尔雅”、“怀旧情绪”、“眷念家庭”、“温情脉脉”、“悲天悯人”、“孤芳自赏”、“心慈手软”……最让我惊讶的是，还有“洁癖”、“喜静”，最令我费解的，则是“淡淡的哀愁”。缪大姐大概是想把自己思想改造的过程细致展示，接下来的表演比较拖沓。她似乎最难割舍的，就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感情”的大包袱。把这个大包袱打开后，她先挑出几个小的，比如“心慈手软”什么的扔到一边，其余的还包在一起，企图就那么过门，还是过不去，于是不得不再作减法，记得她最最后扔掉的，就是那“淡淡的哀愁”，全扔干净了，身上完全没有任何包袱了，她拍拍衣襟，挺直腰板，昂首阔步，顺利地迈进了那个大门，于是热烈的掌声响起。
  我的父母兄姊，全是知识分子，那时候全被划定为小资产阶级，他们都很自觉地参与思想改造运动；克服小资产阶级感情，当然也是必修的功课。缪大姐过门的哑剧，一度成为我们家人互相勉励的话题，我渐渐长大，上到高中，也就常被提醒“要过好缪大姐那个门”。“缪大姐的门”这五个字成为一种象征。为什么不说“革命者之门”？因为无产阶级本来就在门内，这门是考验像缪大姐那样的“小资”的。我这一代人，是在以“小资”为秽臭的氛围中形成认知的。我在青年时代，常为自己到头来竟不能割舍“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感情”而羞愧万分，心灵经常陷于困惑、自责、忏悔、挣扎的复杂状态中。“个人主义”当然是万恶之首，我们那时是绝对皈依集体主义的，我真是尽力地只做对集体有益的事，不做对集体有丝毫损害的事，但我却不能放弃某些自己喜欢而并不妨碍集体的事，比如，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能成为一个作家，很早就尝试投稿，而且我写的稿子都是绝不悖逆那个历史阶段的主流话语的，但这一爱好、行为还是被指认为“想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我高中还没毕业，听到大人们议论到缪大姐被划为了右派分子的消息，内心里很是震惊，但也像大人们一样地懂得了谨慎，当着外人绝不乱说乱议，自己静处时心里只有悲哀与无奈，我想，如果连那样一位能把“淡淡的哀愁”也坚决抛弃掉的人，也终于还是进不了那扇门，勉强进去了也还要被扫地出门，那么，“小资”是不是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呢？我的这个想法，不幸而言中，那就是“文革”的到来。如果说“小资”在“文革”前还有脆弱的中间地带可以立锥，仅是受到批判，被责令改造，那么到了“文革”期间，“小资”就彻底地与“大资”与“反动”划了等号了。打响“文革”第一枪的那张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刚播报刊登时我根本不懂，甚至糊涂到以为跟我那么一个非党的卑微存在没什么关系，但接着发表出的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在此号召下接踵疯狂的“红卫兵”暴力行为，令我感到极度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