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老师

第42章


向灵芝连忙把头扭过去,把要流下的眼泪忍住了。你到那里要学会照顾自己,有什么想法给老师来信。
  我会的。
  金果在向灵芝房里走来走去,把口袋里的钥匙和零钱弄得叮当直响。最后他停在门边,含糊不清地说,我要走了。那声音像是气从车轮内胎里跑出来的声音。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金果!向灵芝叫了声金果,金果站住了。
  你等等。
  向灵芝走上去,将脖子上的银项圈取下来,说,给你作个纪念吧!希望你喜欢。向灵芝终于控制不住,视线模糊了。
  金果接过她的银项圈走得更快了。向灵芝转身,擦了把眼泪,快步回到房里,关上门。她双手捧起那两只满地跑的小鸭子,对它们说起悄悄话来,银果、铜果,你们和金果是三兄弟。你们要好好的,你们的哥哥出国了,你们就在我这里等你哥哥回来。小鸭子像听懂了她的话,不断地点点头。向灵芝又把铁笼子的盖打开,对它们说,来,银果、铜果,回你们的小屋里去。银果和铜果似乎听懂了她的话,乖乖地进去了。
  这时,包里的手机响了。向灵芝打开手机,发现是徐开颜打来的。徐开颜告诉向灵芝,她在月亮垭拍摄的资料带,编辑成《期盼上学》后,被爸爸录制成新闻专题片了,今晚八点钟电视台播出。灵芝一看表,只差几分钟了,赶紧打开电视,坐到电视机前等待。节目准时播出,她首先听到了主持人的导语——这是一位中学生,她抱着要为贫困地区建所学校的愿望,自费去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月亮垭拍下了这部纪录片,它向人们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生长在城里的学生陷入高考重压时,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却读不到书。
  ……
  屏幕的画面上,灵芝又看到了泉保、德山伯及乡亲们,看着看着,泪水又一个劲儿地流下来。
  《我是你老师》后记
  《我是你老师》后记new
  我家近几代人没有一个教书的,同学和朋友当中也很少有当教师的,突然想起写一部关于教育的长篇小说,写一部与自己生活现状毫不相干的小说,现在想来当时就是凭一股冲动,人做事有时候就是一股冲动。不管这股冲动是出自什么原动力。
  当然,我爱老师,是我写这部书的根本原因。我从小到大都爱老师,尽管我在学生时期很少引起老师注意,但老师的形象在我心里一直有很重要的位置。不论到哪个地方,只要有
  人说起他是教师,我心里立刻就有几分敬重。父母给了我们身体,老师教我们知识陪伴我们成长。无论哪个地域,无论多么高贵的人,都离不开老师。我写这部书,还与我的两个朋友无意中说的两件事有直接关系。
  我还在《新创作》杂志当编辑时,一个朋友从湘西回来,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和省委几个工作队员去桑植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那个山村是由两个表兄妹繁衍成的一个村子,人非常愚昧。工作队送糖粒子给那些孩子们吃时,他们就连糖带纸大把大把往嘴里塞,塞得两腮鼓起,不知道先剥开纸,一粒粒含在嘴里吃。
  我的一个作者,从北方到长沙来参加书市,我们在一块儿吃饭时,他跟我说了某村庄一个民办老师的故事。有一年那个村涨水,把通往学校的一座木桥冲垮了,民办老师把学生一个个背过河到学校,当背完最后一个学生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倒在地上,孩子们只知道围着他喊老师。他拿出一个救心丹葫芦,要孩子们拧开。孩子们并不明白,拿着那个葫芦用嘴咬用手捶,结果还是没有弄开,最后那个老师死了。
  这两件事在我心中印象特别深刻,甚至有过写成小说的冲动,又恐怕写不好。后来我从事专业创作,便有机会去学校挂职,再次产生了写教师的念头。
  在长沙这座城市,我曾无数次经过学校大门,但从没有机会跨进大门去了解教师这个群体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直到我走进挂职的中学,才知道如今的中学与我过去读书的中学已有天壤之别。记得“文革”时,父母下放到农村,我就随父母到农村读书,后来他们落实政策回城,我才到城里读了一年高中。所以我这次挂职走进长沙市的中学时,不禁被它的豪华外表惊住了:宽大明亮的教学楼,豪华图书馆、体育馆和科技楼,多媒体教室以及那些生龙活虎的师生……我突然感到,我的那些中规中矩的教育情结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在中学挂职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一点做老师的感觉,现在想来是我的职务在作怪。当时我给组织部的报告上说想担任班主任,结果组织上安排的是个副校长。我每天在校长办公楼荡来荡去,想再次打报告,但是几次提笔又几次停笔,进退两难,苦恼到了极点。实际上我是没有退路了,我只好走出校长办公楼,与教师打成一片,白天看他们上课,帮他们做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晚上往他们家跑,和他们谈心。为了使这个长篇小说带一些地域文化的色彩,我又跑到湘西,到了沈从文故居。接着我又去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几所学校,看到那些山里孩子趴在棺材板做成的课桌上读书,有的学生甚至为读书去砍柴、卖血。这一切给了我生活感觉和写作激情。从挂职到完稿,我有两个春节没回过家,我先生带小孩回老家过春节,我独自一人窝在书案前写稿。书写出来了,心里诚惶诚恐,直到两家颇有影响的出版社都愿意出我这本书时,心里才有了点踏实,才想到回老家安心和父亲过个春节。就在春节前夕,就在我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签完本书出版合同的那个中午,忽闻父亲病危,我驱车往家赶,一路上我从手机里听到父亲拼命地呼唤我的名字,可是还是迟了三分钟。我没有跟世界上最疼我的人见上最后一面,只觉得天旋地转,内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我不知道拿什么来填补我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我只能用这部书来祭我父亲的在天之灵!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
  首先得感谢长沙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教委的领导。是他们专程把我送到学校,给了我这次体验生活的机会。再要感谢十五中的校长和师生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也无法完成这部书。我还要感谢的是长沙市文联的前任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少白,几次罢笔不想写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并赠送了许多教育方面的书供我参考。他虽然不再担任我的领导了,但还经常打电话来问我家里有什么困难。作家是个非常个体的劳动,那份焦虑和孤独是旁人难以理解的。一个慰问的电话,一句鼓励的话,都能让人信心陡增。最后得谢谢我的先生,他在生活中一直支持我,让我能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写完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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