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所以山西省要有办法将煤产量管住，当然，我们也反对山西凭着自己煤炭生产举足轻重的垄断地位，故意压低产量，从全国压榨超额利润，所以上面所说的策略有一定的限度。因此我们要讨论，这个限度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实施。
  三
  我们反复提到，最适产量由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这一条件决定，所以边际成本高于价格的那部分煤应该停止生产。或者说煤矿不允许赔钱生产，长期亏损的煤矿要坚决停产。第二，所谓长期边际成本，是指能够维持长期生产而不会造成后遗症的生产所需的成本，它应包括恢复环境所需的全部成本，尤其包括土地的复垦，水源的补充，新鲜的空气。山西省应该恢复它山青水秀，郁郁葱葱，农田肥沃，流水淙淙的天然美丽。这项工作恐怕每年要投入几十亿元的成本去治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我国的矿山资源法明确规定对矿藏开采要征收资源税；环境保护法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煤矿自己能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的，煤矿要遵守法律，这部分费用应计入生产成本之内。造成大范围生态破坏，煤矿自己无法解决的，应由政府征税，统一在大范围内加以治理。有的同志说，山西的税赋已经很重，在全国排在税赋最重的前几名，再要加税增加人民负担，不利于生产，不利于生活。但税赋少也未必就好。问题在征的税拿去做什么用了，用去买豪华小汽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多轻的税也仍是多余。征税拿来改善环境，保护资源则完全必要。
  实施山西煤炭减产的办法，要市场和管制双管齐下，就市场的办法而言，亏损企业要停办关歇，不能靠政府或银行养下去，这里涉及许多人员安置、环境恢复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有政府的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税的征收则更多地是政府的责任，煤矿不按持续发展的方式生产，政府环保部门要监督，甚至绳之以法。大范围的治理（例如引黄工程）更离不开政府，政府要加强税赋征收的管理，要严肃财务纪律，将钱用到正道上去，政府还应扶植培养山西有优势的生产行业，将山西的产业结构转移到较少依赖煤炭，更多发挥人力、技术、信誉优势的轨道上来，这才是山西发展的百年大计。
                                1995年8月26日
“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每当经济出了问题时，可以发现是某个比例出了毛病。过去农业跟不上，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于是全民抓农业。也曾发生过能源不足，发生了能源危机，至今不少地方供电仍有限制，显然是电力行业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如果经济主管部门事先按照一个适当的比例作出规划，这些问题应可以避免，所以经济学家们曾总结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而市场经济的运行恰好相反，那是由许多互不联系的个体或企业，以赚钱为目标决定自己的产品品种和产量，因而必定是一个盲目的经济。比较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缺点，“有计划，按比例”显然要比盲目的市场经济为优越，可是计划经济搞了30年，可以不客气地总结为“并不成功”，因而才会有今天全面接受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再拿世界上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作比较，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虽然有的在开始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最后无不陷入了困境。而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虽然并非每个都能成功，但成功的机会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有计划，按比例”究竟有什么错？至今仍有许多同志心里打着这个问号。
  应该说，“有计划，按比例”并不算错。关键问题是这个合适的“比例”是多少，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事先知道，因此计划也就无从做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所以“按一个变化着的比例”还不如干脆说“无比例”更恰当。
  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我们已经发现当前经济的某一比例失调，用计划的方法往往并不能纠正失调了的经济。因为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单凭计划就可以改变的。正因为如此，从1956年起发现农业出了问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等口号，可是20年之后，中国人民的膳食井无任何改进，反倒是接受了包产到户新制度以后，食物才一年比一年丰富起来。
  那么，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是什么呢？微观经济学是这样回答的：在产权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的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在地位平等，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在竞争中形成了价格是决定资源流向和结构比例的因素。
                                1994年5月12日
把你的储蓄变成投资
  大多数家庭按量入为出的原则计划自己的开销，全家的收入减去支出总还有一点节余。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储蓄的民族，不论家庭的收入是多是少，储蓄总是每个家庭的目标。50年代我在哈尔滨时有几个俄罗斯朋友，他们是十月革命前后移民到中国来的。那时大家称他们叫二毛子，是一种不很恭敬的称呼。比较正式的叫法是“白俄”，以区别赤化了的苏联人。50年代时白俄在哈尔滨居民中占的比例很高，恐怕有1/10之多。那时我刚出学校，薪水很低，生活很拮据，但每个月总想能多少存几个钱。但我的那几个白俄朋友的生活习惯却大不一样。他们不但没有储蓄还常向我借钱，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低，做生意、开饭馆来的钱很容易（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数目也不小。但每次拿到钱除了还债就是像过狂欢节那样大吃大喝。自从我结交了白俄朋友，才对小学读书时读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勤俭的民族”有了真正的体会。70年代以后我改行研究经济，从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数据比较中进一步从理性上认识到我国人民善于储蓄的优良习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的储蓄率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韩国，达到40％；这意味着我国人民所生产的总价值中个人储蓄加上国家积累达到了40％。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全部用到了基本建设的投资，包括住房、道路和各种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相对而言，美国这个世界首富，储蓄率近年来徘徊在13％～17％，而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一些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储蓄率都在30％以上。高储蓄率虽然未必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也高，但没有高储蓄，经济增长却不可能有高速度，除非向外国借钱。换句话说，高储蓄率虽不是高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家庭储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以防不时之需，因此储蓄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可以随时动用它。储蓄现款最方便，可是不安全。现款可能被偷被抢，而且这几年通货膨胀较严重，现款放在那里就损失了购买力。比较起来存银行就好得多，不但存款可以挂失，而且还有利息。但是目前定期存款的利息还弥补不了通货膨胀的损失，所以许多家庭还要寻求能更好保值的储蓄方式，有的选择买黄金首饰。但当要急用时首饰不易立刻变成现款，而且买进卖出价差的损失也不小。有的家庭选择买外币，虽然这种方式从长远来看，不失为比较安全灵活的办法，但外币有汇率变化的风险。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的黑市汇率从10以上降到了目前的8．7，而国内的物价则差不多涨了20％。由于这一出一进，那时买美元的人已经吃了大亏。这说明买外币也不够安全可靠。买股票则风险更大，多数家庭更不愿意择此下策，除非他们精于此道。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呢？应该说，能兼顾到安全灵活，又有一定回报的储蓄方式并不存在。我们总免不了要牺牲某些条件来换取别的优点，这正是为什么银行利率虽然很低，居民存款仍在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但最近由于市场进一步开放，个人直接投资的机会增加了。所谓个人直接投资是自己开店做个小买卖，或者几个朋友合伙开个小作坊，也可以把钱借给亲友让他们去办实业。借款的利率肯定比银行利率高。举例说，目前大城中里的出租车大多数是司机租的，而不是自己买的，他们付的租车费用很高。他们不是不想买车，减轻一些负担，问题在于个人的资金不足。如果你有多余的钱，不妨借给他们，虽然这也存在风险，但汽车已经买好在那里，把汽车作抵押，风险就减小了。
  个人直接投资是应该大大鼓励的一种储蓄方式。今年由于亏损国营企业贷款受到严格控制，有的连职工工资都要打折扣。个人直接投资可以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从而帮助这些亏损企业精简人员。个人办的企业效率最高，没有大锅饭可吃，对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有很大帮助。当然，个人存银行的钱最终也是拿去投资的，但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银行将个人存款拿去投资时,这些钱已经变成了机器厂房,可是存款人仍随时有权从银行提款。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有人提款，但有更多的人在存款，所以银行不会发生周转不灵的困难。但万一由于通货膨胀或其他原因大家纷纷去银行提款抢购，就会出现重大的社会危机。此时银行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大幅度提高利率，制止抢购风潮；二是加班印钞票，这将进一步促使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