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用法律、经济政策、宣传教育、多管齐下的办法积极去解决。
  要为贫困地区输血，大幅度增加教育、卫生、保健、营养、优生方向的投资。增加交通、通讯、供水、市场建设的投资。选派当地优秀干部到发达地区学习，到学校进修，改善当地政府的政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1995年
少出煤才能多贡献
  山西省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去年向省外售出2．2亿吨煤，自己消耗的1亿吨煤炭中还有一部分发电向省外出售，可说为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山西几十年来并未因生产能源而致富，相反仍旧是一个较穷的省，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国排行17，比之最富的上海只及到1/5。而且连年来环境污染，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种发展方式根本是不能持续的。
  出路何在？
  山西省能源研究会、省政府为此共同召开了21世纪山西面对新挑战的战略选择研讨会，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要减少煤炭生产的建议。省人大副主任吴达才、省经济研究中心柳承宏、省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雷仲鸣都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与会的外地专家也有类似的意见。可是这一建议是出于对山西人民的同情，还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片面照顾了山西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还是同样有利于全国？这个问题并没有充分论证。如果因为山西煤炭减少而全国能源供应紧张，山西必定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及中央的巨大压力，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实的理性分析为基础，这种政策恐怕难以持久。再说煤炭商品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生产多少是市场决定的，希望减少生产未必就真能办到。因为众多的生产者瞄准着市场价格，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照样生产下去。用什么方法才能减少产量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本文拟就上面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首先讨论减少生产仅仅有利于山西，还是也有利于全国。其次讨论用什么手段来实施这一政策建议。
  一
  在80年代全国能源供应紧张时我就提出我国能源并不短缺，问题在煤炭价格太低，造成了过度消费。所以解决能源供应紧张正确的途径是纠正扭曲的煤价，节约用煤而不是增加生产。经济学专门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从总量上讲，GNP越多越好。然而从个量而言，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生产得越多越好。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生产要成比例，经济要协调发展。因为生产要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三大要素，而这三种要素的供应是有限的。用更多的要素生产了此产品，其他产品的生产就要减少。所以针对于某一总量生产水平，每种产品都有一最适当的生产量，少了固然不好，多了也同样不好。
  如何确定这个最适产量？具体地讲，山西应该生产多少煤才算正好？我们无法给出这个数，因为它经常在变化。何况给了也是枉然，因为无法执行。经济学告诉我们，这个最适产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哪个研究机构计算出来的。市场决定最适产量的意思是供需双方在各方众多参与者竞争下，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产量和购买量。此时价格成为双方行动的信息依据。价高时生产者增产消费者减少消费；价低时则相反。所以一定会找到一个使供需均衡的价格。这个价格将不断向“长期生产边际成本”靠拢。它是在给定的资源秉赋条件下，按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去生产最不利资源条件下因而也是利润最薄的产品。如果消费者再愿意增加一些价格，生产者将到更不利的条件下去开采，因为他仍旧有利润。如果消费者减少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则在最不利条件下的生产者将退出生产，因为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其成本。所以均衡价格将等于长期边际成本。
  目前山西生产的煤炭不但不能补偿资源条件最差的生产成本，而且许多中等资源条件的煤矿也面临亏损。他们之所以继续维持生产是因为有国家补贴作后盾。如果山西煤的产量适当，三亿多吨生产出来的煤中成本最高的那一吨煤也不应造成亏损，其成本应等于市场价格。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最适产量由“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这个条件决定的意思。用这个条件衡量，山西的煤产量显然太多，因为有大量煤矿亏损，从观念上分析，他们之所以在亏损条件下坚持生产，是因为计划经济思想的误导，以为什么东西缺就应该多生产，而不去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缺，什么是虚假的缺，因为浪费也会导致短缺。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判定什么是真正的短缺，没有人愿意出价高到能补偿生产成本的那一部分产量就是不必要的。所以只要生产者消费者都根据市场价格的能否赚钱为生产或不生产的依据，就能导致资源的最佳利用。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它不用任何宏观计划的调控，大家去赚钱（当然要遵守市场规则），经济就自动实现了最优规划，当然这里有一系列附带条件，譬如对垄断行业，对公共产品，对具有经济外部性的活动等要加以限制或鼓励。
  对于煤炭这种会产生污染的产品而言，长期边际成本不但包括生产的全部成本，还应包括运输、储存、使用中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成本，这种成本是社会成本而不是私人成本。换言之，它是由全社会承担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花钱就可以治理的。这种社会成本要由政府或别的权威团体向使用者征税或收费，然后用这笔钱来治理环境。消费者因为要额外支付这一笔环境税，购买煤炭的价格上升，因此他们会减少煤炭的消费，用其他资源来替代煤炭。例如用更好更多的保温材料减少热损耗，用更先进的发电设备降低煤耗，用更精密的自动控制仪表来控制生产过程减少不必要的煤耗等，而这些用其他资源替代用煤的过程在我国非常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煤的价格太低，煤价中没有包括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能源价低不利于节能。目前我国虽然制定了污染排放的超标准收费办法，但如果冲淡了排放浓度就可以不收费，而且所收费的标准也远小于治理污染的费用。所以按目前的煤价水平而言，提高煤价有利于节能，有利于环境保护，不仅对山西有利，而是对全国都有利的事。
  对于山西本地而言，采煤造成的环境问题更是严重，由于采煤造成地表塌陷，地下水位降低；由于烧煤发电供应外省，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发电用水使本来就干旱的山西省更加缺水。不但工农业生产用水不足，有大片农村生活用水每天要走几里路去挑。发电排的灰造成污染并占用土地。这些情况已经有大量报道，问题在于当地省市和县级政府至今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果断措施。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资源，用破坏环境的方法去过日子，最后将造成普遍的生活质量恶化，甚至无以为生。从表面上看。山西省采煤是生产了财富，增加了国民收入。但如果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都计算进去，采这样多的煤是生产了财富还是浪费了财富都很难说，山西省统计部门应该采用资源核算的国民收入计算办法来计算可持续发展的国民收入，使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有一个数量上的明晰了解。
  山西生产的煤炭大多，说明山西有限的生产要素――资金、人力、资源――过多地投入了煤炭生产，过少地投入到其他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山西如果将原来用于生产煤炭的要素用来生产其他山西具有优势的产品，山西可以赚更多的钱。附带提一句，优势不仅是自然资源的优势，优势是可以人为地培养的，瑞士有生产钟表的优势，这个优势与瑞士的资源条件无关，纯粹是人为培养的。山西不但要发挥他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生产，如铝土、芒硝等，更要培养因人力优势的生产，靠技术、质量、信誉、创新形成的优势。有人认为人为的优势很难培养，又要技术、又要人才。其实事在人为，天下固然有许多做不到的事，但更多的是做得到而不去做。解放前山西商人以信誉著称。他们到河南去做买卖，从来不在质量，价格上计算别人，河南的大部分市场被山西人控制。诚实做生意人人都能做到，这可以产生无与伦比的优势，就看你去不去做了。
  二
  山西减少煤炭生产是否立刻会造成全国煤炭紧张？并不。因为山西供应省外的煤灰取决于运输能力，并不取决于山西省的产煤能力，目前的情况是产量大于运输能力，所以全省有8000万吨煤积压。也正因为如此，煤在山西不值钱。一旦运到了外地，价值立刻翻上几番。如果山西的煤产量减少到略比运输量少一些，形势立刻起变化。现在是挖出来的煤等车皮装。那时就反过来了，空车皮没有煤可装，煤价立刻可以上升。譬如煤的外运能力是每年2．2亿吨，现在的煤产量是2.3亿吨，煤就不值钱，而是运输值钱，这是经济规律。什么稀缺，什么值钱。如果煤产量减到2.1亿吨，形势立刻起变化，运输变得不值钱，煤反而值钱了。外省获得的煤其实只减少了1000万吨，不到5％，可是煤和运输的价格比立刻就反过来。可是如果山西的产煤单位管不了自己的产量，煤价上升之后立刻增大产量，上面的价格比又会变回来，煤又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