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马俱乐部

因为大仲马只用两三行字就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而且老是巧妙地为他们避开这个机会。在续集《20年后》一开始，作者就交代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而罗史伏尔的身上也多了更多的刀疤。然而，他们已不再互相仇视了，而是彼此存有一种只有在宿敌之间才有的奇异敬意。命运再度使他们为互相对立的两派人马奋战，只不过比从前多了一种友善的默契。罗史伏尔落入马札尼诺主教手中，逃出巴士底监狱，参与了福伦德内乱，最后死在达太安的怀里——在一场混乱中，达太安没认出他来，失手一剑刺死了他……他对着达太安说：‘这是我的命运，我从你的三个剑伤中复原了，但我活不过你的第四个剑伤。’说完就死了。‘我刚杀死了一个老朋友。’达太安这么对波尔托说，这也就是他给黎塞留主教的老爪牙的墓志铭。”
    这番话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热烈讨论。那位曾主演过《基督山伯爵》电视剧的过气小生，整个下午眼光都没离开过那名女记者，在画家和两位作家的鼓动之下，开始大谈他对剧中人物的回忆。我们就这样从大仲马谈到泽瓦科和保罗·费巴，最后还是无可避免地提到拉法叶·萨巴提尼的伟大。我记得还有人提到了胡里欧·维尼，但只是起哄的性质罢了。在这场有关剑术、英雄冒险小说的热烈讨论会中，维尼笔下那种缺乏灵魂的冷酷英雄在这里并不受欢迎。
    至于那位在周报中执笔某专栏的时髦女记者，她的文学知识只能从米兰·昆德拉算起，所以她也自始至终保持缄默，惟有听到自己曾听过的一些人名、书名和轶事才松了一口气似地点头表示同意。在此同时，科尔索就像一贯静静等待的猎人一样，他以专注的眼神一直盯着我，慢慢地等待众人的讨论回到主题上。女记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她认为冒险故事都太过肤浅，科尔索趁着众人处于窘迫的沉默中时，把话题再转回原点。
    科尔索边咬着铅笔头的橡皮边问道：
    “巴肯先生，您对于《三个火枪手》中罗史伏尔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所有的人都望着我，尤其是那些学生们，其中有两位女学生。我不懂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中，人们总是把我当成得道的高僧一般，每次我一开口，他们就目瞪口呆，一副准备聆听真理的模样。甚至于我在文学性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竟能对一些新进作家的命运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没错，这真是荒谬极了，但这就是人生。有一次在一个愚人节，我随意地对那本一点都不怎么样的作品《我，奥南，寻找自己》大大地胡吹乱捧了一番。后来那本书不但大卖，还得了全国文学奖。为了这事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所谓的文学奖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2)
    “刚开始的时候，罗史伏尔是个敌人。”我说，“他代表了黑暗的力量，剧情中黑暗的一面……他是围绕着达太安和他的朋友们的恶魔般阴谋的爪牙，红衣主教暗中设的诡计，屡次让他们遭逢危险……”
    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女学生露出微笑，表情中带有一丝嘲弄。我猜不出那是针对我的话还是她自己的沉思产生的，她让我暗吃一惊。我说过了，我向来习惯于学生们像狂热的信徒聆听教宗圣训时般的崇拜眼神。这引起了我对她的兴趣，虽然在她一加入我们时，她那双不安定的绿眼珠、像男孩般的褐色短发早已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坐得离我们稍远一些，保持着旁观的角色。我常会邀请一些文学课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茶会，却从来没见过这位女学生。她有一双让人印象深刻的清澈眼珠，几乎是透明的，和她晒得黝黑的皮肤形成对比，看来像是个喜好户外活动的女孩。她身材匀称，配上一双细长的腿，让人不禁想像衣服底下的肌肤想必也是同样地黝黑。我注意到她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她什么戒指、手表或耳环之类的东西都没戴，她的耳垂上没有任何耳洞（西班牙人有为女婴穿耳洞的习惯）。
    “……罗史伏尔是个谜样的人物，让人想了解却又永远触摸不到。”我努力把心思转回茶会上，接着说，“就像他脸上的疤一样，充满了神秘感。他代表了达太安的矛盾和无力感。达太安曾不停地追捕他，却总是错过机会；曾想杀他却杀不了，直到20年后当两人已经化敌为友时，却反而误杀了他。”
    “你的达太安似乎是满倒霉的。”较年长的作家发表他的意见。他最新的小说只卖了500本，但之前光是靠用病态的假名艾米莉·佛斯特发表的侦探小说就已经赚够了。我深表赞同地看看他，感谢他即时的发言。
    “没错，不要怀疑。他对生命充满热忱，但这却为他带来了不幸。即使他一生为法国皇室尽心尽力，20年来仍只是一名侍卫队中的火枪手。直到《布拉吉洛尔子爵》最后几行的结局中，他才在荷兰的战区得到了心里一直梦寐以求的元帅权杖，却立即被一颗子弹射穿身亡。”
    “就像那个历史中的达太安一样。”那位演员说，他的手已经进展到女记者的大腿上。
    我啜了一口咖啡，点头同意。科尔索继续盯着我看。
    “总共有三个达太安，”我说明着，“历史中的达太安公爵，真名叫卡洛斯·巴兹卡思，在1673年6月23日战死于荷兰，被一颗子弹贯穿喉咙。他所率领的士兵有一半以上也跟着丧命……比起故事中的达太安，他的一生似乎稍微幸运一点。”
    “他也是伽司戈尼人？”
    “对，那里的路比克村现在依然存在。还有个纪念碑，写着：‘达太安公爵，1615年生于此地，真名为卡洛斯·巴兹卡思，在1673年6月23日战死于荷兰的一场包围战中。’”
    “有个不符史实的地方，”科尔索边参考着他的笔记边说，“据大仲马的小说情节，故事一开始的1625年时，达太安就已经18岁了，但事实上，历史中的达太安这时才10岁而已，”他微笑得像只有教养又爱质疑的小白兔，“那种年纪耍剑太早了点吧！”
    “没错，”我同意着，“大仲马修改了这个地方，好让他活跃于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主教的时代。卡洛斯·巴兹卡思刚到巴黎时，应该也很年轻，史料中记载他于1640年时已在侍卫队中服务，只是不曾在黎塞留主教的时代担任火枪手；当他进入火枪队时，国王路易十三已经逝世了，他其实是活在马札尼诺主教的时代。在这两个真实与虚构的达太安之间，有着10到20年的差距。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的畅销之后，又续写了两部囊括法国40年历史背景的作品，后面的这几部作品就比较注重史实了。”
    “关于真正的达太安有很多史实记载吗？”
    “有很多。在马札尼诺主教与国政部长的书信中都出现过他的名字。就像故事中的主角一样，他在福伦德内乱时是马札尼诺主教的助手，帮助国王路易十四。他们甚至托付他逮捕和押送财政大臣傅克。他也曾陪同路易十四前往法山岛去找他的未婚妻玛丽亚·德雷莎，所以他也可能认识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哥……”
    “听起来像个普通的贵族子弟，一点都不像大仲马笔下冒险犯难的达太安。”
    “别被外表给蒙骗了。卡洛斯·巴兹卡思一生都在奋战，他曾在度雷纳军团中待过，在1657年被封为火枪队队长。10年后成为火枪队的将领，曾以骑兵将军的身份在比利时带兵作战……”
    科尔索边听边眯起眼来。
    “对不起，”他靠向桌前，举起拿着铅笔的手来，问道，“请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升为将军的时候？……1667年。为什么您会对这有兴趣？”
    他露出门牙轻咬下唇，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小动作。
    “没什么，”他开始说话时，神色马上恢复正常了，“只是碰巧同一年在罗马有个人被执行火刑。这是个有趣的巧合。”他看着我问，“您对亚力斯·托嘉这名字有印象吗？”
    我想了一下，一点头绪也没有。
    “没有，”我回答，“这跟大仲马有关系吗？”
    他迟疑了一会儿。
    “没有，”他看来不太确定地说，“我想是没有。请您继续刚才的话题，您正讲到关于真实的达太安在比利时的事。”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3)
    “他最后战死于荷兰，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和他的兵士们光荣地战死沙场。他们当时被英军包围……一颗子弹就这么穿过他的颈项。”
    “那么，他从来没当过元帅了。”
    “没有，可以说那是大仲马给他的补偿吧，既然国王路易十四这么亏欠他。有几本书讨论到这件事，您有兴趣的话就把书名抄下吧。一本是查理·撒马兰于1912年出版的《达太安——国王的侍卫队长》；另一本是孟德斯鸠·弗撒公爵，也就是达太安的后裔写的《真实的达太安》。我记得好像是1963年出版的。”
    这些根本就是和大仲马那份手稿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科尔索却要命似地努力记着笔记。他有时抬起头来对我投出探询的目光，有时又低下头去完全忘我地沉思。那时，虽然我对那章《安茹产的葡萄酒》了若指掌，甚至于还对科尔索隐藏了一些细节，但我实在没想到这些会和那本《幽暗王国的九扇门》扯上什么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