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不醒

我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前面下了车，给伯尔尼·奥尔斯挂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在雷阿利托杀了个人，现在正同艾迪·马尔斯的妻子一起到怀尔德家里去。我杀人的事她全都看见了。我开着汽车沿着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静街道来到拉斐特公园，最后把车停到怀尔德的大木房子前边的停车棚里。
  奥尔斯事先已经打了电话说我要来，门灯已经打开了。
  我走进怀尔德的办公室。他正穿着一件大花睡衣坐在写字台后边，面孔紧绷绷的，一只带花条的雪茄烟一会儿捏在手指里，一会儿送到挂着苦笑的唇边。奥尔斯已经到了，同来的还有警察局长办公室的一个头发灰白、体格消瘦的人。这个带着学究气的人，从言谈举止看，与其说是一个警察，倒不如说是个经济学教授。我给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这些人一声不响地听着。“银头发”坐在一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两手交叠着放在膝头上，什么人也不看。电话铃一会儿就响一次。从刑事侦缉处来的两个人好奇地盯着我，倒仿佛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一只怪兽。
  我又开起汽车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坐在我身边。我这次是向富尔威德大楼开去。我们来到那个房间，哈里·琼斯仍然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他的一张扭曲的脸已经变得僵硬了。屋子里那股又酸又甜的气昧还没有散尽。同来的还有一个法医，非常年轻、壮实，脖子上生着硬挺挺的红汗毛。
  一个指纹专家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我告诉他别忘记看一看透气窗上的插销。他果然在那上面找到了卡尼诺的拇指指纹。这是那个穿棕衣服的人留下的惟一指纹，多亏它才证实我的叙述并非虚构。
  我又回到怀尔德的住所，他的秘书已经去另一间屋子用打字机把我的证词打下来，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门开了，艾迪·马尔斯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银头发”的时候，脸上突然现出一副笑容来，说道：“你好啊，亲爱的。”她既没有看他，也没有搭理他。艾迪·马尔斯神采奕奕，穿着一身深颜色的办公服装，苏格兰呢大衣里露出镶边的白围巾。后来他们就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怀尔德。怀尔德用冰冷的愤怒的语气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再耍什么花招儿，我就把你扔去喂狮子。谁爱伤心就叫他伤心去吧。”
  就是这样，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这些事。
  我躺在床上望着一块日光慢慢移到下面墙角里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诺里斯，斯特恩乌德家的老管家。他的声音仍像往常那样拘谨而遥远。
  “是马洛先生吗？我往你的办事处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只好冒昧地打电话到你家里来。”
  “我差不多一整夜都在外面。”我说，“我一直没去办事处。”
  “是了，先生。将军今天上午想见见您，马洛先生，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
  “过半小时左右我就到他那里。”我说，“他身体怎么样？”
  “他没有起床，先生。不过身体还可以。”
  “那就请他等我一会儿吧。”我说完，把电话挂上。
  我刮了脸，换了衣服，向房门走去。突然，我又转回身，拿起卡门的那支珠柄小手枪放进口袋里。外面阳光十分强烈，仿佛跳动着似的。二十分钟后我到了斯特恩乌德家，把车开到侧门的门廊下。这时是十一点十五分。雨后方晴，小鸟在树上像发了疯似的啼叫着，梯形的草坪绿得像爱尔兰国旗。整个这所宅子看上去就像十分钟以前刚刚建成的那样整洁。我按了门铃。自从我第一次按这里的门铃以来，只不过过了五天，可是我却觉得像过了一年似的。
  一个女仆替我打开门，领着我穿过侧厅走到主厅，叫我待在那儿，告诉我诺里斯先生马上就下来。主厅和我初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壁炉架上的画像仍然瞪着一双乌黑、火热的眼睛，花玻璃上的那个骑士仍然在装模作样地假装要解救绑在树上的裸体女郎。
  几分钟以后，诺里斯露面了。他也一点儿没有变化。
  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像过去一样深沉，灰里透红的皮肤看上去既健康又安详。他的动作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相形之下，我倒是一个感觉到岁月重担的人了。
  我们走上瓷砖铺的楼梯，转向同薇维安住房相反的方向。每走一步，这幢房子似乎就变得更大、更静了。最后，我们走到一扇非常敦实的老式房门前面。这扇门看上去就像是从教堂里移来的一样。诺里斯轻轻把门推开，往里望了望。之后，他把身子一闪，我从他身旁走进去。走过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毯以后，来到一张支着华盖的大床旁边。亨利八世很可能就是在这张床上崩驾的。
  斯特恩乌德将军半躺半坐地在枕头上靠着。他那没有一丝血色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被单上面。在白被单的映衬下，这双手显得更加灰白。他的一双黑眼睛仍然目光炯炯，但是，除了眼神以外，一张脸却像死人的一样。
  “坐下，马洛先生。”他的声音没有什么力气，吐音非常吃力。
  我拽过一把椅子，在他身旁坐下。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的。房子里一点阳光也见不到。窗户外面的遮阳篷挡住了从空中照射进来的任何光线。空气里微微散发着一股老年人的甜腻味。
  他默默地盯着我看了很久。他的一只手动了动，好像要证明一下他的手还能活动似的，接着他又把它搭在另一只上。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请你找过我的女婿，马洛先生。”
  “可是你是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没有提出叫你去找。你自己假定得太多了。我想要做的事，一般我总是提出来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      
  “我已经付过你钱了。”他冷冷地接着说，“钱不钱倒是小事。我只是觉得你辜负了我的信托——当然是无意的了。”说完这句话，他闭上了眼睛。
  我说：“您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吗？”
  他又睁开眼，睁得很慢，好像眼皮是铅做的一样。
  “我看你听我说那句话有些生气吧。”他说。
  我摇了摇头：“您有权力支使我，将军。我说什么也不敢擅越您的权力，一丝一毫也不敢。考虑您不得不忍受的一切，您的权力实在并不为过。您可以随便说什么，我决不会生气的。我倒愿意把钱还给您。这对您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对于我说来，还是很有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
  “这意味着，我因为没能把事情办好，拒绝接受报酬。”
  “你办事常常办不好吗？”
  “有时办不好。谁办事也不能老是顺手。”
  “为什么你要去找格里高利上尉呢？”
  我把身子往后一靠，一条胳臂搭在椅背上。我仔细看了看他的面孔。我从他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这个问题——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我说：“我那时候认为，您把盖格的那些借据交给我，主要是为了试验我一下。您有些担心的是，雷甘同这件敲诈案会不会有些牵连。我当时对雷甘的事一点儿也不了解。直到我同格里高利上尉交谈过以后，我才发现雷甘绝不可能是这种人。”
  “你说这些话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点了点头：“是的。并没有回答您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凭着直觉办事。我上次到您这儿来，在我离开您出了兰花房以后，雷甘太太把我叫去了。她似乎认为我被您雇用是为了寻找她的丈夫的，而且好像并不喜欢我插手这件事。不过她透露给我，‘他们’已经在一个车库找到雷甘的汽车了。她所说的‘他们’只能是指警察。由此看来，警察一定知道了一些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掌握这一案件材料的部门就该是失踪人员调查局。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报过案，或是别的什么人报过案。我也不知道他们找到这辆汽车是通过什么人报告汽车库里有人扔掉这辆车的。但是我对警察是了解的，我知道如果他们已经知道这么多，他们一定还知道得更多——特别是您的司机凑巧在警察局备过案。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再挖掘出些什么来。于是我想到了失踪人员调查局。使我更相信自己想得有道理的是怀尔德先生的态度。那天晚上我们在怀尔德家里谈过盖格和别的一些事。有一段时间只有我单独同他在一起，他问我您是不是对我讲过您正在寻找雷甘。我说您告诉我您很想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平安无事。怀尔德把嘴唇一瘪，样子显得很神秘。虽然他没有明说，我却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所说的‘寻找雷甘’指的是动用法律机构去寻找这个人。即使这样，在我同格里高利上尉打交道的时候，除了他已经知道的事以外我还是什么也没同他讲。”
  “可是你却给了格里高利上尉一个印象，让他觉得我雇用你是为了叫你寻找雷甘的。”
  “是的。我想我是给了他这么一个印象——当我确实知道他已经着手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闭上眼睛，眼皮抽搐了几下。他闭着眼睛说：“你认为这样做道德吗？”
  “当然了。”我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不道德的。”
  老人的眼睛又睁开来。死灰色的面孔令人吃惊地突然射出两道刺人的光芒来。
  “也许我不理解。”他说。
  “也许。失踪人员调查局的头儿不会是嘴不严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