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卡拉维拉斯县有名的跳蛙》虽只短短三四千字，却有着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原因就在这里。后来海明威说：“全部美国文学来自一本马克·吐温写的叫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书。……一切美国作品都来源于它”(《非洲的绿色群山》，1935年纽约版，第22页)；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美国式短篇小说来自马克·吐温的《跳蛙》。海明威自己，也有文学史上的功绩。当亨利·詹姆斯的模仿者写人物心理越来越细腻，句子也越来越罗嗦的时候，海明威用一种极为简略的、故意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硬汉子口语专写歹徒之间的火并，写拳赛、斗牛、打猎，总之是写含有危险后果的行动，来作为一种对抗和纠正，结果在整个西方世界里造成了影响，一大批作家写起海明威式的小说来，而同时，象是针对他的反智慧倾向，又另有一些美国短篇小说家致力于写知识分子；正如有所谓校园长篇小说，也有校园短篇小说，我们这个选本里奥茨的《天路历程》就是较近的一个例子。在技巧上，各种倾向——从意识流到拼贴画——此起彼落，然而在多数重要作家，最基本的写法仍然是故事线加气氛。只不过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固然是什么样的内容要求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但是表达方式也是内容的组成部分——至少在成功的作品是这样。
    这些内容与技巧有机结合的成功作品使我们看到了比通常更深刻的美国现实。麦尔维尔的《闺女的天堂》用怎样富于感染力的笔调写出了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里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比尔斯的《空中骑士》用诗一般的描写，通过一家父子的生死决斗表达了美国内战是怎样一种新时代消灭旧时代的战争。有什么能比马尔兹的《兽国黄昏》更清楚地表达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下失业者的凄惨境遇？鲍德温的《桑尼的布鲁士》写一个爱好音乐的黑人青年终于逃不出坐牢和受歧视的命运，又是怎样有力的名符其实的“抗议小说”——尽管作者本人认为这个名称已经过时。而福克纳——这个南方大作家——又是怎样通过写一个少年和一头大熊的对峙和互相尊重而深刻揭示了一部分美国人对于勇敢、自立等道德品质的看法以及美国资产阶级怎样精心地在他们的年青一代身上培养对他们有用的品质。……
    当然，这三十一篇小说不可能表达美国的全部现实，但是在它们各自所表达的小范围内——一个侧面，一个小问题——它们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刻，越是作家的思想认识透彻、艺术手段高超就越深刻。这就是为什么要深入了解一个民族，不能只注意他们那些五光十色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而必须还要读他们的文学作品；正是在文学作品里，可以寻到比表面现象要深刻得多的东西：这个民族的真正的思想，感情，甚至灵魂。
    美国短篇小说的将来如何？我们读完了这三十一篇小说，把书掩上之后，不免会有这样的问题。显然，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新风格、新流派、“新浪潮”的变化，但是也许有两样东西是不变的：一是美国文学对于美国现实的注视、发掘、剖析、批判以至抗议，这个强大的传统会继续下去；二是美国文学至今不衰的活力，会使美国短篇小说依然生气勃勃。无论在主题的选择和发掘上，或是技巧的发扬和试验上，美国短篇小说作家会继续作出他们的努力和贡献。美国短篇小说的将来是美国人民的将来的一部分，而美国人民是大有希望的。  
    1979年8月
    
    本书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注释
    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者
王佐良
《优语集》序
    任老，我是心仪已久的了。
    一九五八年吉月吉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一个文艺晚会，大轴子是侯喜瑞、雷喜福二老的《群英会》，倒第二是我的《戏剧杂谈》。从中央广播说唱团拆我的单档儿，如果公事公办的话，官价是八十元整。说唱团和出版社是关系户，用不着那个。出版社的领导为感谢我们的热情支持，要送几种书作为纪念。我却不过他们的盛情，就干干脆脆地提出来：“给我闹一部你们刚刚出版的任半塘的《唐戏弄》吧！”
    《唐戏弄》，出版于一九五八年六月，是任老的一部八十万言的巨著。我把它啃下来挺费劲，可是我下了决心啃。多年来，我有一个心愿：想把相声这门口头文学从实践提到理论的高度。当然这首先就需要把相声的起源和发展加以爬梳，理出个脉络来，此即所谓“学术权威”之所谓“寻源溯流”乎？做为一个演员，我可不敢怀有“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野心，我只是觉得相声的历史不应该只能向上追溯到艺名“穷不怕”的朱绍文先生，从清文宗(爱新觉罗·奕)咸丰元年(1851)算起还不够一百三十年。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喜剧形式和讽刺艺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悠久传统，相声属于这个范畴，不可能是在一百三十年前突然冒出来的。还有，老一辈先生们传说的，有一部分相声段子取材于“道儿话”(评书)，“”(莲花落)，“彩”(戏法)和“挂子”(武术)四大门儿。因为这四门儿都有“春”(说的部分)。当然也汲取了“清口儿”或叫做“清门儿”(子弟，票友)的“张家烘”(八角鼓)的说，即“清门儿活”(票友演的相声)。过去相声艺人收徒时要请四大门儿的前辈到场，因为相声用了人家的“春”，来了新徒弟还要继续向人家学艺。或包括“张家烘”(八角鼓)都不是相声的祖先，而只是横的汲取和借鉴关系。因此，大有跟踪追击的必要，在千丝万缕的错综复杂情况里抽出个条理来。听说《春秋左氏传》里有话：“打破砂锅璺(问)到底”的事儿。犹如“治丝而棼”，要慢慢地来，急了不行。我不信那位老左的话，凡事都非抓紧不可。然而，咱们国家古往今来的文献浩如烟海，甭说有能力钻进去的人要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叹，象我这个幼而失学的人也只能是站在烟海的外缘，空赏其浩瀚罢了！所以，任老那部《唐戏弄》对我就成了指路的航标；引导我开扩视野，增长识见，特别重要的是印证了我的猜想，尽管我不是哥德巴赫。
    《唐戏弄》是部断代的专著，说实在的，还没能完全满足我个人的学习愿望和探索企图，我要“上下五千年”！
    今年，早春二月，我听说任老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请到北京来，搞一个关于敦煌写本歌辞的科研合作项目，不禁为之大喜，坚请吴晓铃先生作介，同到任老在福祥古刹的寄庐登门求教。承蒙任老不弃，慨然把他的未刊手稿《优语集》相授。这些天来，我早起迟眠，贪婪地读着，虽不能说是达到“废寝忘食”的无我之境，但是的确再也没有时间“打百分”了。这部手稿大大地填充了我所渴望知道的李唐以前和以后的有关俳优调谐的资料的空白，充分地满足了我的求知进学之衷。任老叫我在《优语集》的卷首写几句话，我深知必然会遭到“佛头着粪”的讥诮，但是，却之便为不恭，恭敬不如从命。
    我读过王国维的《优语录》。《优语录》拢共收了五十条：唐代八条，五代三条，南北朝三十八条，明代一条。任老这部《优语集》九卷正文竟收了三百五十五条：先秦至六朝二十四条，唐代四十四条，五代三十一条，北宋五十二条，南宋二十八条，元明两代三十三条，清代上卷五十九条，下卷五十三条，民国三十一条。这里还没有把两个附录(语逸四十五条，语比三十七条)的八十二条计算在内，单就数量来说，就超过《优语录》七倍。再就时限来说，也确实可以够得上“上下五千年”了。除此以外，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任老在文献的钩沉和考订上做出了许多刊谬补阙的可喜功绩。例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引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所记宋高宗赵构时优人讽刺郡王张俊“在钱眼内坐”的故事说“此条当出宋人小说，未知所本”。任老就查到了原始出处是罗点的《武林闻见录》。这还不算，任老又在文献的钩沉和考订的基础上，把“优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勾勒出来，并且加以公正的评价，例如：任老比较宋代洪迈在《夷坚志》里记优人装做和尚讲“生，老，病，死，苦”的“苦”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一事和杨小楼在“五四运动”时期演《五人义》把台词“咱们砸厂卫校尉去”改为“咱们走，去烧卖国贼的房子！”一事，下了前者是消极的“哀鸣”，而后者是积极的“怒吼”的结语，对于我们演员是很有启发作用的。
    任老已经是八十有三高龄的人了。读了他的著作，使我开扩视野，增长识见，给我在探索喜剧形式和讽刺艺术的发展历史上以莫大的鼓舞，自然不在话下。这种鼓舞更多是来自他的“不知老之将至”(应该是“不知老之已至”更为恰合身份吧！)的奋斗精神和坚强毅力，这是属于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属于一个科学家的探求真理的顽强意志。我要通过艰苦的考验向他学习。这里的话不属于“乐而为之序”的范围，是我表示决心的誓言。
     
    北京“一户侯”居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大暑
侯宝林
水流云在
《李广田散文选》序
    事有凑巧，为《李广田散文选》写序的任务交到我手里，恰好又是在这里北京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