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作者通过成功塑造的一系列艺术典型，严肃地提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千百万人民都在思考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在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胜利进军的新长征途中，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应该有一番怎样的变化，才能和新形势相适应？我们每一个人应当用怎样的思想和行动来回答未来的召唤？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事事从现成的本本出发，死抱住过了时的旧条条旧框框不放；是继续解放思想，敢想敢作，根据新的情况，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还是惊呼思想解放过了头，要人们继续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是大胆破除现代迷信、偶像崇拜，还是继续搞新的迷信。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全体人民未来的大事，它波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每一个人都迫需回答的问题。我们的作者不是什么先知先觉，也没有在作品里作什么创造性地高深的理论探讨。但是，他生活在人民之中，了解人民的呼声，大胆地为人民而呐喊。他通过现实的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大声发出千百万人藏在心灵深处的呼唤，第一次用文艺这个形式参加了去年五月以来在我国广泛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表现了作者深入观察生活，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和胆识，具有深刻的说服力。
    剧本描写某军工厂在试制新型飞机的过程中，总厂党委书记梁言明和他的老战友分厂党委书记于冠群在乎反冤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及专制与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是那样的错综复杂，甚至家庭、友谊、爱情等等都要受到考验和冲击。这里有欢乐与痛苦，期待与彷徨，决裂与谅解。一面是亿万人民奔向四化的雄伟步伐，一面又有怀疑、责难，甚至攻击的不和谐的杂音；一面是解放思想，面向未来的和煦春风，一面又有坚持现代迷信、因循守旧的窒息空气阵阵袭来。这就是当前我们社会生活的活生生的现实。作者就是选择这样一种十分典型的戏剧环境来展开人物之间的思想冲突。它深刻地启示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并非都是铺满鲜花和地毯，而是荆棘丛生，充满曲折和斗争。
    分厂党委书记于冠群，自以为是参加革命四十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他的人生哲学是“船到桥头自会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他的座右铭是：“主席讲过的你才能讲，主席没讲过的，你千万不能讲”。他很不理解甚至怀疑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对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采取的拨乱反正的各项措施，感到惶恐不安，感到现在“右”了，怕再来个“五七年”。他虽然在革命队伍中、在党内生活了很多年，但解放后，长期作官，既不注意学习，掌握时代的脉搏，又不接近群众，倾听人民的呼声。年积月久，他逐渐变得主观武断，独断专行，思想僵化而又不能自拔。活象《前线》里的高尔洛夫那样，整天要纠正别人的脑筋，但从来不想到要纠正自己的脑筋。生活的教育，时代的鞭策，战友的规劝都不能使他猛醒。这种人和风派人物不同，他痛恨林彪、四人帮给党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却又深染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的余毒；他自认为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早已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从而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自以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四化离不了他，实际上他早已成了四化的绊脚石，人们只有叫他让开。这个典型是有某种普遍性的。我们用不到特意寻觅，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能时时发现他们的踪影。他们有时公开出来反对革命的潮流，有时则站在一旁，自以为握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传，悻悻然要等着别人跌跤子。作者以犀利辛辣的笔触，对这种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告诉人们必须正视同于冠群之类人物的斗争，并努力夺取胜利，否则，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我想，要是作者能对于冠群这一形象的个人色彩进行更深的剖析，可能更增强这一性格的力量。于冠群不是一般的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而是在漂亮外衣的掩护下，灵魂深处有一个阴暗的角落，应当无情地撕开遮羞布，让这一阴暗角落暴之于光天化日之下。不错，他有时是十分僵化的，忧国忧民，非常可爱，仿佛不依他们，地球就不转了。但人们也常常发现，凡是与他个人利益有关的时候，他也未必僵化，当于冠群叫着这也“危险”，那也“害怕”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到底是党和人民的利益还是他个人的得失呢？结论不是很清楚吗？他不过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面，掩藏着自己的私心，这就是此类人物灵魂深处的全部奥秘。
    梁言明是作为于冠群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新型领导干部形象。作者在这一形象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寄托了自己的愿望与理想。梁言明既有老干部的本色，又有今天时代的色彩，给人一种既熟悉亲切而又新鲜的感觉。他充分理解并且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拥护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对四化具有崇高的责任感。他思想解放，坚持实干。在工作中敢于负责，勇于承担风险，而不考虑个人得失。他接近群众，思想敏锐，遇事果断，实事求是。作者在刻划他的这一理想人物时，是深知文艺作品只能以情动人，而不能以理动人这一规律的。有情方为真英雄，梁言明真正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人，是生活在我们周围伸手可触的人。他对生活充满了爱情，对战友、对同志，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爱情。他和常人一样有丰富的感情和复杂的心理冲突，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有民主作风，善于循循善诱，但有时又很冲动，竟然会训人、挖苦人，甚至不恰当地执行党的政策。他对现代迷信、思想僵化有斗争到底的勇气，但当因这一斗争而失去战友间的友谊时，他又感到痛苦和惋惜。他平时头脑清醒，遇事冷静，但也有彷徨、犹豫，甚至考虑折衷、退却的时候。他为人刚强，一心想着四化，又在共同斗争中和李丽产生了真挚而热烈的爱情。他自己就对李丽讲过：“我不是一个圣人，不是什么英雄的模式，我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特别在第三幕第三场，他免去了于冠群的职务后，受到战友一家和儿子的怨恨，在复杂的感情冲击面前，他的心肠软了，开始矛盾甚而自责了，想找其他的解决办法了。这种极其真实而又充满心灵冲突的描写，不但不会损害这一人物的光辉，反而让人感觉真实可信，可亲可近，加深了感人的力量。但因作者对梁言明性格的这一方面的描写，在前几场戏中缺乏必要的铺垫，因此这场戏里的梁言明和全剧在性格上有不够统一的地方。
    李丽是作者讴歌的一个新的女性。她泼辣坚强，坦荡无私。对四化倾注着无限的热情和理想，对封建观念和官僚习气毫不调和。她凡事独立思考，绝不随声附和，嘴上经常挂着“未必”二字。但她也并非十全十美，她对人有时冷潮热讽，甚至出言不逊；有时表情冷漠，思绪飘忽，似乎难以捉摸。她留过学，但也蹲过牛棚，年纪轻轻，但却颇有阅历，她是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风雨锻造的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作者是熟悉她的，经常能用寥寥几句话，妙语惊人，活灵活现地刻划出这个人物。如当梁言明劝她要找个爱人时，她竟然反问：“你娶我”。当她在梁、于斗争中逐渐爱上梁之后，她又毛遂自荐，“你需要有个人照顾了，明白么？这个人就是我”。李丽是极少什么迷信和僵化的羁绊的，她的思想闪耀着时代的火焰。
    梁浩和敏敏是作者讴歌的另一对青年。他们单纯、热情，憧憬着未来。但作者好象只侧重写了他们爱情生活中的幸福与苦恼。他们沉缅于爱的漩涡之中，对国家的未来，对周围发生的斗争不大去思索，只是当这种斗争冲击了他们个人幸福的时候，他们才被卷进来，他们在感情上是要求解放的，但他们的思想是蒙的。如果作者能从思想上多描写时代在他们身上的投影，那怕几笔，可能会增强这两个人物的典型意义。
    这个戏的现实意义决不能低估。有人批评作者在剧中急于议论，言之过直，我倒看得出作者是如鲠在喉，不吐不行，读后颇有痛快之感，有时甚至觉得作者言犹未尽。这种带刺的鲜花，这些年来我们见得少了，难免有人以少为怪，但无数事实证明，它较之那种一味粉饰生活的所谓“歌德”文章不知要强多少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出现的话剧《前线》曾对医治红军思想僵化起过很好的作用。我国解放后也曾出现过象《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布谷鸟又叫了》等那样好作品。今天，《未来在召唤》的出现，是我国话剧创作发展到一个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继承和发扬了我国话剧运动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它以崭新的思想和生动的艺术形式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和优美的享受，我们应当欢迎这类带刺的玫瑰花，并祝愿她开得更美丽，更鲜艳！
徐恒进
朴实无华  自然逼真
读《台湾小说选》
    “小瘦丫头！”他说。
    “我说过我要做你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
    “下一辈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