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在此期间，还有人鼓吹朝鲜中立。首倡此议的是德国驻朝鲜署使。1885 年初德国驻朝鲜署使建议“照泰西成法”，由中、俄、日互相立约，“永保 
朝鲜”，其他国家之间一旦发生战争，“不得借道于朝鲜国。”②李鸿章看到 这个建议后，怀疑德国署使“与日人通谋”，蛊惑朝鲜，因而拒绝接受。1886 
年中国驻俄公使刘瑞芬写信给李鸿章，提议中国对待朝鲜，如“能收其全国 改为行省，最为上策；其次则邀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 
占寸土，则朝鲜已可幸存。不然恐衅生仓猝，为他人所攘夺，后患更不可言。”
③李鸿章反对将朝鲜改为中国行省的所谓“上策”，认为“联络英、俄保护朝
①  李鸿章：《日本议立专条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53，第 25 页。
②  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7，第 8—9 页。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第 19 页。
②  《驻朝鲜德国使署条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6，第 43 页。
③  ④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衅始篇，第 14—15 页。
鲜，可称老谋深算”。他将“此意转达总署请示”，希望得到支持。不料总 署答复说：“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他表示“失此机会， 
殊为可惜”④。
既然不能使朝鲜中立化或在朝鲜设立监国，清廷和李鸿章便采取加强控 制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政策，以期巩固中朝“宗藩关系”，抗拒列强的侵扰。 
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把“壬午兵变”后软禁在保定的闵妃集团的政敌大 院君送回朝鲜，企图利用大院君钳制朝鲜宫廷；并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 
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代替原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李鸿章推崇袁世凯“才 识开展，明敏忠亮”①，堪任斯职，并特意在其头衔上增加“交涉”两字，“略 
示预闻外交之意”。他还致函朝鲜国王，吹嘘袁世凯在朝有“扶危定倾”之 功，暗嘱以后遇有“内治外交紧要事宜”，应“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 
必于大局有裨。”②
1885 年 11 月袁世凯走马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唐绍仪、刘 永庆等 20 余人。袁世凯行险侥幸，崇尚权术，骄横专断，处处以“上国”办 
事大臣自居，积极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竭力维护和加强中朝“宗藩关系”。 李鸿章虽然看出袁世凯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不完全赞同他的 
举措，但是面对列强的诡谲阴谋和竞相争夺，又不得不倚之为左右手。袁世 凯在朝鲜推行积极的干涉政策，既有助于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阻滞列强 
在朝鲜扩张侵略势力；又不可避免地促进朝鲜政府的离心倾向，刺伤朝鲜的 民族感情。但是，直到 1893—1894 年间，袁世凯仍然执迷不悟，不仅错误地 
估计了朝鲜政局，把朝鲜国王的假意敷衍，误认为是“情甚殷洽”，断言“倘 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③；而且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说什么“详 
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时势，应不至这有兵端。”李鸿 章由于轻信了袁世凯对朝鲜政局和日本动向的错误判断，以致未能及时调整 
对朝政策，并放松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警惕。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7，第 58 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8，第 5 页。
③  李鸿章：《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第 526 页。
避战主和
1894 年即阴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 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 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 
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 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 
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 争。1889 年光绪年届 19，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业经成人，慈禧觉得不便 
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
“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 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 
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集合在 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团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 
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 状元）。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 
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党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 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 
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 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 
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党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 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 
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也 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党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 
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党革新内 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 
于后党掌握着清廷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党。帝党 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团，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团 
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党。
1894 年是慈禧六旬大寿之年。慈禧一心举办盛大庆典，借以满足个人虚 荣心和扩大后党权势。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等“总办 
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准备在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朝 贺，然后回宫。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 
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她还“殊恩特沛”， 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封奕劻为庆亲王，赐李鸿章三眼 
花翎，以下赏赐有加。慈禧的举措，理所当然的引起帝党的不满。及至日本 入侵朝鲜之后，帝后党争就因外交问题而日趋复杂和激化。
1894 年 4 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以“除暴安良”、“逐灭洋倭”为 宗旨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岌岌可危。朝鲜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义军，一 
面向清政府求援。东学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 略战争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朝鲜，并向清政府表示“何不速代韩戡
（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身负军事外交 重任的李鸿章既担心东学党起义危及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又害怕
引起列强干涉而不敢贸然派兵赴朝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及至 6 月 初，李鸿章听信了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一 
改往日的慎重态度，决意“遣兵代剿”。他令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两舰 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淮练
1500 名分坐招商轮船赴朝，同时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政府，并郑重声明，一 旦朝鲜局势安定，立即撤军。李鸿章出兵朝鲜，得到光绪的认可。光绪指示 李鸿章：
此次朝鲜乱匪聚党甚众，中朝派兵助剿，地势敌情，均非素习，必须谋 出万全，务操心胜之势，不可意存轻视，稍涉疏虞。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 
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剋期续发，以期一鼓荡平，用 慰绥靖藩服至意。①这道谕旨不仅肯定了李鸿章“遣兵代剿”的决策，而且有 
意“厚集兵力”，以期早日扑灭东学党起义烈火，维护朝鲜封建统治和中朝 宗藩关系。光绪和李鸿章的“遣兵代剿”，既粗暴地干涉了朝鲜的内政，又 
给日本挑动战争以口实。
日本政府见其阴谋得逞，立即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护卫队”800 人直趋汉城。接着大队日军在大岛义昌统率下，陆续拥到朝鲜。到 6 月 13 
日止，在仁川登陆的日军已达 8000 人。日军基于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需要。 尽占险要之地，铁舰扼守仁川，陆军进占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