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
  我们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实在困得不行，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警卫局服务科每天派服务人员和厨师在外面值班，按时送茶送饭，服务非常周到。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终于无情地到来。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的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
  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9月16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下午2点50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旁若无人，对江青不理不睬，弄得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华国锋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说：“东兴同志讲，他对悼词文稿看了三遍，有两点意见：一是他认为悼词文稿基本可用；二是他提议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他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很有必要。”
  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
  会后，我根据会前华国锋的交待，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毛主席的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入被动，所以，他们采取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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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才：毛泽东悼词形成前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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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主席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10多天后，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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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76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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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不知晓，但是许多年后在我看望汪东兴的时候，他对我说起过：最先把解决“四人帮”问题说出口的人当中，有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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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逮捕四人帮亲历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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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吉成
  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曾是领袖身边的高层警卫，担任过来华外国首脑卫士长，参与了抓捕“四人帮”行动，是周恩来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由他和王凡著的《红色警卫》一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文摘自该书。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就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毛泽东逝世消息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另设办公室。随即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
  王洪文如此动作，是企图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系，以便于“四人帮”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通知后，认为这里面有问题，立即与华国锋联系。华国锋得知此讯，找叶剑英元帅进行了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向华国锋报告请示，挫败了王洪文的企图。
  “四人帮”四处活动
  自1976年9月20日以后，张春桥、王洪文一再与其在上海的党羽联系，陆续发出“切实准备好对策”，“要提高警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等信息。并暗中进行“抓军队”、“抓第二武装”的活动。
  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王洪文提出“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把对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觊觎，摊到了桌面上；江青则提出让毛远新留京，“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针对“四人帮”步步进逼，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部分老同志，几经互通声气，也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上了日程。
  关于何时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谋略细节，高层下决心的过程，我并不知晓，但是许多年后在我看望汪东兴的时候，他对我说起过：最先把解决“四人帮”问题说出口的人当中，有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
  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找汪东兴单独晤谈。李鑫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吧。”
  我们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有时能风闻一些外面无法得知的消息，我就是最先从得知毛主席遗体保护问题上的一些消息，感觉到“四人帮”与华国锋、叶剑英元帅、李先念同志等之间对峙逐渐表面化的。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知道遗体保护存在许多难题，他们怕担责任，同时为了嫁祸于人，都声明不参与遗体保护事宜。
  当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开会，商议毛泽东遗体保存的相关事项之际，“四人帮”却忙于四出活动。9月24日，江青去了南苑团河农场清华、北大的劳动点。依照保卫制度，我也跟随去了。我看见江青在团河又是骑马，又是召集清华、北大的人谈话。
  然而，到了9月28日，江青由迟群等陪同到昌平某地，就不再和我打招呼了。本来，住在钓鱼台或其他地方的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都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负责。这些人外出，都应该预先通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再由警卫值班室安排布置活动现场和所经路线的警卫。参与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活动现场和路线警卫的，通常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单位协同的警卫调度部署，必须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值班室下达。
  可是此次江青却避开我们，让她的亲信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安排路线和现场的步哨和警卫，这是不符合正常程序的。因此这次没得到消息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北京卫戍区，都没有参与江青出行的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