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6

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到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涌起泪花，讷讷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就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应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接着便河水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朦黯淡，时而闪灼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在一次次的屏息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挨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巨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不愿露声色，也许是为了保留那固有的美好形象。那么，为什么又绝不肯再理发刮胡子?他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啊……终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不肯让别人分担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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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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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他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理发吧?”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在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立刻夺眶而出。
  我们的总理，从卧床不起后，再没有理发、刮胡子，就为了不叫朱师傅难过。他变得那么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往日的风采再也寻找不回来；他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长有一寸；眼窝深陷，肤色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我们也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来看望过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外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不见想得要死，见了痛得要死。她们心碎了，她们哭晕了。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一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力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觉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他至死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个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
  “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的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一下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我受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凉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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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邓颖超的日常收支
  高振普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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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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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周恩来卫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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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爹爹临终惦念生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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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敏
  朱敏，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的女儿，1940年12月14岁时辗转赴延安回到父亲身边，后到苏联到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学习，亲历了残酷的苏联卫国战争，被德寇抓进集中营。电影《红樱桃》主人公的原型即为朱敏。
  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敏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朱德》中，朱敏写到爹爹1976年7月6日去世前怀念战友周恩来、抱病读新译本《共产党宣言》、拉着李先念的手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本文即摘自该书。
  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周恩来住院时，爹爹去看望了几次，看见周恩来还在医院里会见外宾，虽然瘦，但精神还好，没有过多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