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五一大扫荡

文化事业的繁荣，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形势相对而言还比较稳定。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1937年底至1938年秋是冀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话，那么1940年秋至1941年冬这一年多的时间，就可以算是冀中第二个黄金时代了。有的老人甚至说，一直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都没觉得有多紧张。尽管日伪要大“扫荡”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但东西早就收拾好了，敌人来了，要不跟着部队走，要不到下面去躲一躲，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老人还说，1941年以来，形势虽日趋紧张，但这种紧张与此前有些不同。1941年以前，敌人每年都要搞几次大“扫荡”，气势汹汹，不可一世。1941年以后，特别是1941年下半年，敌人没搞大规模“扫荡”，只是不声不响地“蚕食”人们在感觉上，并不觉得多紧张。就好比一个人，一年生了几场大病，发了几次高烧，就记得那一年身体不好。而如果在一年里只是小病小灾，尽管病菌在步步深入，连续发作，但在记忆中似乎是没闹过什么病。有的老人还说，印象中“五一”大“扫荡”前，中心区据点的敌人，似乎较以往“平静”，他们说，这，说不定也是日本人的诡计。采访王炎记录。 
  马玉槐很是留恋那两年的时光，他说，那两年，“抗日歌曲也唱，情歌小调也唱。”采访马玉槐记录。   
  进入倒计时(1)   
  “狼来了” 
  1941年7月11日——距“五一”大“扫荡”9个多月。 
  在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指出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解决中国事件仍是日寇之基本国策，严重镇压我党我军又成为敌寇北进反苏或解决中国事件的必要手段，根据近日敌兵北撤及集结情况来看，敌有大规模‘扫荡’晋察冀边区全部，特别是首先‘扫荡’冀中区之极大可能。”为此“冀中区之党政军民应迅速地进行广泛的反‘扫荡’的动员准备，在敌人极严重的‘扫荡’情况下，能坚持斗争战胜敌人的‘扫荡。’”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急于利用对他们有利的国际形势捞一把：要么“北进”进攻苏联，要么“南进”进攻东南亚。但不论“北进”还是“南进”，都必须尽快从中国战场脱身，而要从中国战场脱身，又必须打击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八路军，又必须进攻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在华日军频繁调动，活动积极。八路军总部对日军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估计是正确的，对日军即将对晋察冀实施大规模“扫荡”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但对日军的主攻方向估计不太准确。现在我们都知道了，1941年华北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是路西山区根据地，而不是冀中。 
  1941年，我们估计日本人要“扫荡”冀中，而日本人却“扫荡”了路西山区；1942年，日本人声称要“扫荡”路西，实际却“扫荡”了冀中。历史，有时也真是会捉弄人。1941年10月4日——距“五一”大“扫荡”6个多月。 
  这时日军对路西的“扫荡”已接近尾声。冀中区领导分析了日军对路西山区“扫荡”的形势后，认为日本人腾出手后，有可能回过头进逼、压迫冀中。为此发出反“扫荡”指示，要求各部适当分散，以免遭敌合击，并寻机歼灭小股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阻止敌之“蚕食”。 
  据此月月底的统计：敌人在冀中的据点，为1026个，公路达到4310公里，封锁沟(墙)达2751公里。铁路两侧普遍挖有一至两条封锁沟。形势已是十分严重，但10月15日日军结束对路西的“扫荡”后，并未回过头来对冀中实行大规模“扫荡”，只是继续实行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争夺的“蚕食”政策。 
  1942年1月——距“五一”大“扫荡”约4个月。 
  一批日伪高级特务于天津海光寺召开会议，对即将开始的冀中作战进行了“专门详尽的讨论”。 
  1942年2月7日——距“五一”大“扫荡”2个多月。 
  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反“扫荡”紧急指示：命令各分区部署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分散、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认为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内对冀中发动大“扫荡”。 
  冀中区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军分区都进行了部署动员。像七分区在安国县南马村召开县、团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冀中军区指示，提出准备反“扫荡”。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a分散人员，地委干部分散到县，县委干部分散到区、村，部队干部有的临时下到战斗部队；b分区举办的连排干部集训队提前结束，学员回原单位；c给部队补充了子弹、手榴弹，每人发了两双布鞋，还准备了一部分防毒用品；d根据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对部队进行了先敌展开的作战部署，以免过于集中遭敌合围；e要求各级部门加强除奸工作……会议前前后后共开了十几天。其他各分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八分区在2月份召开了军事、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军区反“扫荡”指示，并提出“坚持熬时间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动员口号；六分区也在2月进行了反“扫荡”准备工作。精简人员，能回家的发给证明回家，不能回家的到可靠的地方分散隐藏，取消营以上干部乘马，部队分散活动。六分区被服厂，还赶制了大批便衣，凡是划到后方的人一律换穿便衣。 
  总之，冀中军区2月7日反“扫荡”的紧急指示下达后，各级组织层层部署，准备“扫荡”。不过，此时日方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的具体部署尚未出笼，冀中军区自然也只是针对日军往前春、秋季“扫荡”的规模发出警告，进行准备。 
  1942年2月12日——距“五一”大“扫荡”两个半月。 
  冀中行署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下精简组织的指示》，要求各级部门坚决精简机构，当时，冀中政府机构已十分臃肿，竟达10467人，这么多的人，多为非战斗人员，打起仗来，还要靠战斗部队掩护的。不精简怎么行？据统计，精简后，全冀中各级政权干部、勤务人员减少了3397人。 
  1942年2月21日——距“五一”大“扫荡”约两个月。 
  冀中区领导机关在博野县凤凰堡村一带突然遭到千余日军偷袭。多亏警卫部队27团英勇善战，与敌展开肉搏，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总算掩护领导机关突出了包围圈。27团伤亡二百余，战后，该团由3个营缩编为2个营。 
  1942年3月2日——距“五一”大“扫荡”不到两个月。 
  日伪军3000多人，“扫荡”九分区清苑、蠡县、高阳一带唐河两岸地区。敌人的如意算盘是把我军势力驱逐出这一地区，压缩我军的活动地盘。九分区部队与敌激战数日，3月6日，敌人退回出发地。   
  进入倒计时(2)   
  1942年3月20日——距“五一”大“扫荡”约40天。 
  冀中 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广泛开展地道斗争，挖地道。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基层地道斗争尚未完全开展起来。冀中的老人回忆说，“冀中的地道斗争，主要是从1942年敌人‘五一’大‘扫荡’前后搞起来的。开始在蠡县、任丘、高阳一带，以后逐渐扩展开来。”其中尤以蠡县开展较早，所以冀中武委会派人调查地道斗争时，去的就是蠡县。但就是蠡县，也并非村村有地道。当时在九分区工作的冯佩之老人，就曾提到蠡县东北的悟儿头村，直至“五一”大“扫荡”也没挖地道。吕正操说，“如果早一点开展地道战，敌人的‘五一’‘扫荡’就会好对付些。” 
  是月，冈村宁次到石家庄，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对冀中的“扫荡”。当时在冀中军区作战科工作的成学俞说：“冈村宁次到了石家庄，当时是知道的，但会议的内容，当时并不知道。”采访成学俞记录。1942年4月1日——距“五一”大“扫荡”一个月。 
  日军第27师团部队开始“扫荡”冀东。冈村宁次“对该地区的肃正极为关心”，于4月6日到了唐山27师团司令部及丰润等地。 
  冀中百姓在挖地道 
  “4月中旬，方面军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 
  日本人“扫荡”，是有规律可循的。从时间来说，日军一般是每年春、秋两季出动，进行“扫荡”；从空间来说，日军一般是合击它认为是我领导机关或有生力量所在地，烧杀一番后，退回出发地。聂荣臻曾谈到日军“扫荡”的特点，他说：它要搞小的“扫荡”，还容易些，大的“扫荡”，就不能经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并不感到怎么紧张。虽然在1942年2月底出笼的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中，冀中就被列为“治安肃正的重点”，但给人的印象是，在这个计划中，对冀中的作战，还是一种例行的“扫荡”，故而没有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各部队参照往年的“扫荡”行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