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五一大扫荡

结果到5月底止，各路扫荡之敌都龟缩回穴，50天激烈的反扫荡斗争基本结束。其间，我军共与敌作战216次，毙伤日军4300多名，伪军350多名，俘获日军12名，伪军2250多名。 
  这一年6月，日军在冀南也进行了“扫荡”。参与此次作战的日军第12军作战主任参谋松田正雄大尉曾有如下一段回忆：作战期间，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确知各讨伐队的位置，即特殊情报也不能收效。我为了指导战斗，尽量以飞机进行侦察联络。但是，即使发现共军，由于战场极为辽阔，仍然不能及时指挥将其捕获，以致未能取得像样的战果。 
  这段话，用来描述4月日军在冀中的“扫荡”，也是完全适用的。 
  日本人是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这次3万多人的大“扫荡”既然未果，日军方面肯定在策划新的阴谋。不过，5月底“扫荡”结束后不久，青纱帐就起来了，再加上又值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日军行动不便。冀中部队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又发起青纱帐战役，主动进攻驻河间、献县、青县、肃宁和博野等地的敌人，8月，作战146次，毙伤日军2200名，伪军420名，俘伪军500余名，光复据点15个。 
  8月20日，华北八路军突然发起“百团大战”，从8月20日至12月5日，历时3个半月，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正太路基本瘫痪，平汉、北宁、津浦铁路也遭破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方文献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加之“中共一向对其行动意图巧妙而严格地加以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5)   
  日本人本来就兵员短缺，现在全线迎战，则更是狼狈不堪。 
  驻太原日第1军参谋朝枝繁村大尉回忆，当时日军竟狼狈到抽调军部卫兵充数的地步。他说：“军直属部队中当时手下因无可用之兵力，乃由军司令部临时抽出包括卫兵在内的共约40人，组成混成小队，当即指挥该小队开往阳泉。” 
  抽调几十个兵是无济于事的，日军立即从各处紧急调兵，增援正太路方向。冀中、冀南的日军，被抽调5000多。这样一来，平原地区的压力是减轻了，可山区的压力却加大了。遵照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冀中部队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战役，坚决要把敌军拖住，不能再让敌人从冀中调走一个兵。在20天的战斗中，共毙伤俘日伪军1512人，攻克据点29处。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局面，“另外，最主要的是有力地配合了整个华北战场的百团大战，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力量。” 
  10月底，日军在冀中实施报复性“扫荡”。这种临时抽调兵力缺乏周密计划的军事行动，根本不可能抓住八路军的部队。 
  气得日军只得滥杀百姓泄愤。24日，日军在蠡县、安国、博野一带杀了1000多人，27日，日军又在赵晖、郭家庄一带杀了2000多人。这一年冬天，日军大肆“扫荡” 路西山区根据地，在冀中采取守势。只是集中力量抢修石德路(石家庄——德州)企图于11月下旬接轨通车。冀中部队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迟滞敌人修建石德路的计划，又发起冬季攻势。作战6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通车计划，并调动了石家庄之敌500余人东援。沉重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1940年，华北日军虽然已把冀中列为本年度“讨伐重点地区”，但由于百团大战的打击，日军未能达到目的。 
  相反，冀中部队倒主动发起了三次攻势(百团大战、任河大和冬季攻势)。故而吕正操在谈到1940年的形势时，说：“1940年，敌人不断增兵，回师敌后。这一年，敌人对冀中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但由于我军民密切配合作战，及时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时的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 
  正因为“形势并不觉得很紧张，”冀中才有可能在这一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丰收。吕正操将军回忆说：“1940年的麦收，是抗战以来最好的麦收。”“1940年，冀中开展了全面建设政权、建党、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工作。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实行‘双十纲领’，建设‘三三制’政权等等，还有整党、党员登记，这些工作都搞得扎扎实实。全面加强和巩固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冀中已经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国民党再没站脚之地。”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这一年，对冀中来说，是抗战以来空前的胜利的一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指出：“假如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是以反‘扫荡’的胜利打破敌之确保占领地的企图的话，那么，这半年多，则是以主动的出击，严重打碎敌人‘迅速肃清平原’之计划。我们的力量，不但未被敌人摧毁，而是恰恰在紧张残酷的锻炼中，更显著的提高了。这就使得敌人不得不全部的来检查和考虑它过去对冀中区的一切方针与方法，而实行迫不得已的转换。” 
  相反，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一年，是十分痛苦难熬的一年。1940年，日伪军在冀中的兵力大约是40000左右。据这年7月的调查，其中日军17923人，伪军21080人。日军人数与1939年大体持平，伪军人数则有较大增长。全区据点约540个，“这些据点的分布，以十分区为最密，共有204个，占全冀中据点38%。”据点总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63个。   
  “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   
  ◇风水轮流转，如果说，1940年，是八路军十分得意的一年的话，1941年就倒过来了。“1941年是华北日本侵略军十分得意的一年。” 
  当年在华北前线的将帅们，都谈到1941年是个转折点：如当年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指出：“从1941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 
  吕正操将军也说，这一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程子华则指出：“今年(1941年)春季以来，敌人采取许多新的花样来‘扫荡’冀中”。 
  我们在冀中腹地深、武、饶、安一带采访时，当地的老人们也都说1941年是个“坎”：“37年日本人是打这过路，没怎么到乡下来。” 
  “38年日本人占了县城，可别的地方，还是咱们自个地国家。” 
  “39年光记得闹水了，日本人也没怎么来。” 
  “40年日本人倒是来得勤了，可咱们不是来了个 ‘百团大战’吗?把小日本给顶住了。” 
  1941年，在冀中秋季反“扫荡”中制订作战计划， 
  左一为程子华，左四为吕正操■彭德怀吼道：“我有罪，我的罪就是消灭了二万多日本兵” 
  1940年百团大战，消灭日军20000多人，刚刚打出一片晴朗的天空，怎么一下子又乌云密布了呢?八路军的将帅们对此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了解释。聂荣臻从全国抗战形势的角度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的确令日本人震惊。 
  日本政府的“要人”们震惊了。1941年1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贵族院、众议院的军事报告中曾说：“昭和15年度(1940年)敌人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是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在侵华之初，虽也在平型关等地连连吃过八路军的苦头，但总以为八路军不过三万之众，掀不起多大的浪来。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发展，日军的认识也逐步升级，1938年、1939年在日军文件中已屡屡提到“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一些所谓日方“有识之士”也频频指出要重视共产军。但这些意见，见诸文字的多，落实行动的少。在第一线与八路军交手的军官重视得多，后方的“大员”、“要人”们重视得少。 
  而经过百团大战的教训，日本朝野都看到了八路军不是区区三万之众，而是三十万甚至更多，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要论抗日，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也抵不上一支八路军。 
  1940年9月下旬，八路军攻克日军据点后欢呼胜利 
  日军华北派遣军的将领们震惊了。日方文献声称，“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共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并使治安肃正工作得到彻底改善。”为此，日华北派遣军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上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并将此列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另一面请求增兵华北。战后日方文献称：“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里为037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200个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