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新译

    正本清源，追溯文章篇籍中一般字词文句的声律和音调，最初完全出自人类各自不同的说话动静，即言语声音。
    在人类声音中，之所以出现了后来被称作
    “宫、商、角、徵、羽”的音节区分和韵律差别，主要因为人体本身的骨肉气血特性造成的。
    古代人类，尤其是圣贤帝王，他们根据人类可以听到声音的不同节律声调，逐步创建并发展成为可以抒发胸怀并愉悦感官的音乐、歌声、诗赋、辞章等。
    由此可知，现今世界，一切相关音乐的节律、规制或界定，以及由此而成型的音乐器具或文艺作品，例如乐器、乐谱、诗歌、篇籍等，都离不开人类原始语言的相互影响，这其中并且遵循人性对于不同音域的喜好或厌恶。
    所以说，语言不只是书写文章的能力关键，也是传达情志的技巧本源。
    然而，单从语言表面上看，所谓声音的高低粗细及其节律的抑扬顿挫，都不过仅是两片嘴唇一张一合而已。
    所以自古代以来，凡传授或学习唱歌时，首先要考察学唱者具体音域高低的状况，然后再教导他们如何才能掌握
    “音准节拍”的练习办法，也就是音乐领域的
    “练声”。一般不情况下判断一个人音域的高低范围，通常是指一个人，当处于或急或缓地极力发声时，所能够达到的声音极限程度。
    中国古代，在
    “宫、商、角、徵、羽”五音分类法则中，
    “宫、商”的特征是声音高挑，
    “徵、羽”是缓下，而
    “角”则急缓居中。另外，在发出这五种不同音调，并在他们之间音节转换时，还都伴随着咽喉、舌头、嘴唇等不同变化。
    尽管用文字确凿描述五音的区别非常困难，但若用乐器校准五音之间区别，不仅即刻清晰可辩，甚至如同泾渭分明吧。
    因此现如今，凡人们操琴弹弦时，如果乐器的音调不准，都必须要重新调弦定音，这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常识、习惯和规律了。
    然而，反观在文学作品中，即便存在韵律节奏的失调无序，却经常不容易被发现，也难以改弦更张。
    毋庸置疑，一般情况下，只要钟罄琴弦的音准律调，在配置调试上，达到了精确程度，那么音乐家按照曲目所弹奏的音乐旋律，必定和谐而美妙。
    但是，具体到作者文章中间，尽管文字也是发自内在的心声，反而即便失去了和谐韵律，却经常不容易被人们即刻察觉出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原因，应属于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和客观道理吧，即外在明显的东西，因为容易察觉，也容易更改修正，而那些被外在主要事实掩盖之下的内在悖理，除了容易被人们忽视外，有的也就不容易及时更正。
    例如琴瑟弦乐一旦音律失调，不仅容易察觉，而且随时调整，即刻便会纠正过来。
    然而，文章中韵律紊乱，原因在于口头言语声音与内心志气情怀相互纷扰，不仅是即兴创作中，在两者转换之间的字词文句一时难以定夺，即便事后刻意去修正改造，也不总是一蹴而就。
    所以说，乐器中的五音十二律，虽然可以按照数字损益，从而找到精确的数字阈值，但文学作品的辞藻字句，却很难按照数理加减，来选择和排列字数句式吧。
    现实生活之间，外界的声音一般有高低急缓的特征，其中响声的大小，还存在共振叠音的成因。
    在文章中，两个同声韵的字，一旦隔开了，读起来必定拗口，而不同音韵的字，一旦交替出现，读起来即刻感到磕绊难听。
    平素写文章，如果不顾忌这种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果任由迟缓音韵一直低沉下去，则像石沉大海
    “杳无音讯”一样，给人一种茫然若失的疑惑和沉闷；如果任由急速声调一再飙升，恰似断线风筝
    “直上云霄”一般，看似高高飘扬，其实已然放荡形骸，有去无回了。因此，文艺作品在字词句式的韵律排列上，即要像井上辘轳一样上下交替，又要如鱼鳞排列一般斑驳有序，如此才能达到流畅顺利的效果。
    如果违背了音节韵律的一般规律属性，必定读念起来磕磕绊绊，如同患有口吃病症的模样。
    文章篇籍为何会出现口吃一样的行文缺陷呢？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刻意追求字词文句的新奇、怪异或乖巧，从而忽略了阅读吟咏的拗口艰涩。
    若要根本克服类似的弊端毛病，其实并不困难，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办法：“如果左侧字句有障碍，就从右边理顺；如果下句有问题，就从上一句更改。目的是阅读文章时，务求声音出于唇齿之间，并入于耳鼓之中，不单纯是朗朗上口，并且还要清晰悦耳。”通常情况下，文章声音节律的好坏，通过吟咏阅读，即刻就能够判定出来。
    而且影响这种判定好孬效果的源头，其实仅仅在于具体的字词文句如何发音而已，也就是在阅读之中，整个句子在阴阳顿挫的音节声律上，和谐押韵的是否像音乐一样。
    在音乐领域，不同音调之间若能够搭配的悦耳惬意，也就是所谓八音和谐了吧。
    但在作文成章方面，所谓
    “合仄押韵”，就是一个或多个相同或不同句首、句中、句末的字或字词，他们彼此之间交相呼应的音调清浊，一旦阅读出声的节拍韵律，必须像音乐一样美妙动听。
    所以说，一旦懂得了语调押韵的作用后，也就不难刻意选择或派遣韵律和谐的文字吧；同样，一旦明白了和谐的价值意义，也就不难剔除不协调的字词句子了。
    据此而论，文章写作的难点和高度，并不在于是否有奇思妙想，或能否达到巧夺天工，而在于整体上真正达到和谐一致。
    文学创作之中，所谓
    “连词造句”的难度及其关键，就在于行文中的字词语句，究竟能够使整体
    “和谐”程度可以达到何等精致而已，而不是只注重像句尾能否押韵的单方面因素上面。
    自古以来，相关文章在音韵声律方面的是非曲直，尽管意见纷繁，也难免各执一词，但总括大家意见，大致归类的焦点，就在和谐与押韵的问题上面。
    在古代时，若找寻和确定五音的音域，譬如当以宫音定调乐器龠时，需要像司马迁《史记•律书第三》所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就是要依次钻孔定音，才能找到合乎中正典雅规范的基础音调。
    而在使用琴瑟时，却需要不断调节弦柱的松紧，来找准声音基调，方能达到旋律的和谐。
    而曹植和潘岳的作品，就如同乐器龠一样，不但出口成章，而且旋律自然，并能合乎中正和谐的规矩方圆。
    另外，陆机和左思的作品，尽管也光彩照人并脍炙人口，但却如同琴瑟一般，难免有人工调弦的痕迹。
    至于其他人物的杰出作品，在声律特色方面的得失是非，大致以此类推吧。
    如果追溯《诗经》中音韵节律的使用，他们中大部分都属于简洁明快的旋律。
    到了《楚辞》时，源于楚地语言因素，导致音韵失序而节律繁杂。西晋张华在论说韵律的文章中，就曾指出陆机作品取法楚地楚音的特色。
    而陆机在他的《文赋》中也曾感叹过，使用楚韵写作的艰辛困苦。所以像陆机一样偏爱屈原《楚辞》异音乖调者，往往会失去了《诗经》音域的中正典雅。
    其实在文章中间，所谓和谐押韵，就是一方面要让语气顺势，另一方面必须保持自然流畅；与此相反，所谓佶屈聱牙，如同凿圆孔而置方榫罢了。
    所以说，作家在文章写作中，涉及到音韵声律方面问题，如果懂得并避免
    “圆孔方榫”的比喻，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毛病。至于那些已经精通音韵的作家，他们不但可以灵活运用文字节律，使其自然流畅，并且还容易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
    然而，像不精通声律的作者，在使用字词文句时，有的只管随遇而安，恰似风吹孔窍，偶或也有天籁之响吧；而有的亦如南郭先生，虽不懂得乐谱声律，也一样能够吹竽有声。
    再者，像古代名人雅士，一般身上的佩带玉器，必须左边符合宫声，右边切中徵声；这样走起路来才能
    “金声玉振”，如此即显得稳重和谐，而又不失礼数。在崇尚典雅中正的礼仪制度之下，走路的动静尚且有过如此精致要求，像事关千秋大业的文章篇籍，其声律韵致又怎能掉以轻心而粗心大意呢？
    总而言之：凡文章，在情志气度上，务求高瞻远瞩，更不避讳气吞山河，但在音韵节律方面，唯有自然圆通和平易近人，方显英才豪骏本色。
    管弦乐器，即便音准位正，若演奏出来美妙和谐的旋律，尚需有鼓唇摇舌或弹弦轮指的技巧本领。
    通常斟酌调节声律，如同腌制酸梅，贵在均衡适度；一般钻研音韵效果，如同榆槿汁液，难得润滑畅快。
    所以，大胆剔除不和谐音符，遵循坚守中正典雅的自然韵味，这才是文章声律的根本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