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和蝴蝶

 
  小翠一笑，告诉我不要奇怪。太妹不能当一辈子，她金盆洗手，当白领了。当白领对胃很好，定时上班，定点吃饭，业余还上西班牙语课程，感觉天天向上。 
  小翠二笑，告诉我不要奇怪。桃花落尽，她找了一个固定的男友。清华电机毕业，读了MBA，改行干了会计，浓眉大眼，三围比例合适。 
  “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 
  “你灌醉了他之后，问他。”我出主意。 
  “试过了。我问他，你爱不爱我？他说，爱。我再问，你有多爱我？他说，要多爱就有多爱。我再问，你怎么证明呢？他说，这是公理，不能证明，只能相信。” 
  小翠决定证伪。小翠睡过哲学新锐，知道公理如果永远不能被证伪，也就成立了。 
  卖盗版光碟的每周四到小翠的公司上门服务。小翠挑了一张半黄不黄的DVD，周五的晚上播放，要清华男友和她一起看。清华男友说，小翠你自己先看着，屋里太乱，我要做卫生。于是跳将起来，用吸尘器打扫地板，满头大汗。 
  小翠隔三差五，经意不经意之间暗示清华男友，她从前啸傲街头的时候，认识一个叫小红的女子，姿态妙曼，媚于语言，不知道男友有没有兴趣三人同床。小翠仔细描述小红的好处，直到自己都不禁心旌摇曳，身边传来清华男友轻柔而稳定的鼾声。逼到最后，男友义正词严，如果一定要三人同床，小翠再找个男的凑数好了。 
  每次男友出差，小翠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小翠送他上出租车，算准四十分钟他到机场，电话过去，“你到底爱不爱我？”飞机到目的地，男友的手机刚开，小翠的电话过去，“你到底爱不爱我？”男友酒店登记完，刚进房间，房间里的电话响起，是小翠，“你到底爱不爱我？”给男友一个小时出去吃饭，然后电话过去，“你到底爱不爱我？”清华男友总算能睡了，电话响起，床头闹钟显示早上三点，“先生，要不要小姐按摩？”清华男友急了，“小翠，你不要闹了！我爱你。”电话那边的按摩小姐莫名其妙，“先生别急，先醒醒觉儿，我一会儿就过去。” 
  我终于明白，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是更痛苦的是和末路英雄和迟暮美人最亲近的人。 
  2002.4.21   
  领取而今现在   
  学生物的时候，教授讲，每个存在都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要捍卫物种多样性。翻闲书，哲学家讲，幸福的严格定义是多态，所以隔壁班上女生的豆腐再好，我还是偶尔想起陈麻婆的豆腐，所以花瓶里的玫瑰花再好，我还是间或想起蒜蓉的西兰花。 
  于是我们期望改变，期望不一样。 
  摘下眼镜，戴上墨镜，眼里的姑娘漂亮了，整个世界变蓝了。塞上耳机，推土机、轧路机的声音不见了，陈升在嚎叫：“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推开门，雪还没停，唯长安街一痕，景山一点，所有由现代城领导的“红配绿，赛狗屁”建筑，都被白色镇住。一觉儿醒来，窗户阴仄，雨疏风紧，想起年轻时候好多个不明白，其中包括一张脸能够长多少个包、一双脚能够走多远、一个姑娘能够想多久。还有，我们换电脑墙纸、屏幕保护。我们换手机图标、来电铃声。我们学英文、加入WTO。我们办奥运、修通了五环六环路。 
  但是，“不一样”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样”，是翻天覆地。 
  9·11的那天，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在深州。从客户那边回到酒店，打开啤酒，打开电视，纽约世贸大楼在里面冒烟。第一反应是美国大片，《真实的谎言》续集，喝了一口啤酒，等着施瓦茨辛格撅着一身腱子肉出现。第二反应是邪教闹事，拦截了通信卫星，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个反应是打我同事的手机，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过度，开始幻视幻听。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没来沙尘暴，北京来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感觉北京金刀大马，马路老宽，小孩子可以像我小时候一样，在街头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几年来，第一次重游北海，丁香还盛，杨柳还青，“仿膳”还是国营的，还号称慈禧爱吃，红烧驼掌还是一股脚丫子味儿。几年来，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电话，问还好吗，问邮寄地址，说刚买到城里最后一箱N－95口罩，说放下电话就会用特快寄出。一年多来，老婆第一次主动下厨房，麻婆豆腐，蒜蓉西兰花，我问她会不会做香辣蟹、福寿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变。第一次从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装。老板的目的不是放松下属，而是希望同志们一天一洗衣服，远离非典。第一次七点之前回家不感觉负疚。反正客户已经在家办公了，隔壁写字楼也被封了，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呢？七点回家，春夜方长，看老婆和玫瑰花，磕瓜子和新闻联播，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医学爱好者，讨论冠状病毒长得什么样，为什么激素有效，什么时候出现疫苗。第一次想，为什么要求经济每一年每个月都要增长呢？为什么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观念改变。第一次，大家了解，自然要敬畏，个人卫生要注意，当众打喷嚏、随地吐痰、滥杀邪吃是罪大恶极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琼斯、恒生指数、GDP，还有非典指数：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还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踏着生死，每天干着十几个小时，领着很少的工资。第一次，大家明白，无论庶民公侯，说话做事都是要负责任的，没有报纸电视还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还有短信息，没有短信息还有人心。 
  2003年的5月底，坐在出租车上，三环东路又开始塞车了，街边的火锅馆子又基本上满了人。车上的收音机里，一个经济学家在发言：“非典的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可逆转的。”手机上老总留言：明天穿西装，见客户，新项目启动。写信谢我的前女友，告诉她我没得非典，但人却被N－95糊得缺氧。问她为什么好久没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恶俗的台湾爱情诗：有时关切是问，有时关切是不问。这样水波不兴，你好我也好。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和工作终会照旧。希望观念的改变能留得长久些：敬天悯人，相信人心。 
  学医的时候，老师讲，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处存在的。回家刻了颗阴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2003.5.21   
  非典时期读《鼠疫》(1)   
  4月前，非典病毒好像计算机病毒，只在互联网上乱传。市面上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当时在深圳做项目，客户把谣言从网上打印出来，问，您原来做过大夫，这病是真的吗？板蓝根、醋熏管用吗？我说，第一，我原来是妇科大夫，主攻卵巢癌。第二，这网上的描述一会儿说是粪口传播，一会儿说是血液传播，一会儿说是空气传播，至少有谣言的成分。第三，板蓝根和醋熏没有特异性，和自己骗自己差不多。客户还是很兴奋地去抢购了板蓝根和白醋，过了一阵很兴奋地对我说板蓝根和白醋都脱销了，又过了一阵很兴奋地对我说有广州市民喝预防药中毒了、熏白醋熏死了。 
  4月之后，非典病毒好像柳絮因风起，到处都是：电视里、广播里、报纸里、杂志里、大街的墙上，当然更少不了互联网。最拍案惊奇的是小区里出现了广播车，二十几年没见了，每天下午，广播“非典防治十条”，喇叭的质量真好，音频调得真好。在十八层楼上，我听得真真的。 
  深圳去不了了，“天上人间”关门了，“钱柜”关张了，“甲55号”没人了，水煮鱼谢客了，健身房停业了，网吧封了，“三联书店”的消毒水够把人呛成木乃伊了，按摩的盲人师傅摸着黑跑回老家了。 
  所以闭门，所以读书，所以重读加缪的《鼠疫》。 
  《鼠疫》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一个北非的小城：奥兰。一场鼠疫莫名其妙地到来，肆虐一番之后，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一个叫贝尔纳·里厄的医生和他的战友们如何面对死亡。 
  一切奇怪的相似。 
  4月16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也是4月。 
  之后，也是经历了震惊、否认、愤怒和悒郁几个阶段。 
  震惊之后最明显的也是否认：“老鼠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里夏尔认为自己没有权办这件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汇报。”“每个医生只掌握两三个病例，其实只要有人想到把这些数字加一加，就会发觉总数惊人。” 
  然后是愤怒和悒郁：“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这样，鼠疫给市民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