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

我还是那么不屑，说，打官司那是看得起对方，沉默应该是最大的蔑视。他说好，那我就不理他们了。可谣言仍在流传，以至于他的许多读者也开始将信将疑，他们给他写信，说即使那些事情是真的，他们也一样地喜欢他，热爱他的书。他苦笑说，你看这些读者真的是太可爱，太友好了，他们因为喜欢我的文章，竟然都情愿原谅我根本没做过的事情！ 
  从他身上我感受到写作并非私人的事情，一个书写者拥有读者是幸福的，不孤立的。作者与读者相互间的交流与信任，是一条真实的纽带，不仅令人愉快充实，而且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责任感。   
  写作让他有了非常严肃的责任感(2)   
  因为有这样的情感交流，我相信他在镜头前的发言就是真诚和平实的，不会空洞苍白，不会“目中无人”。因为他是在真实地与他的数万读者交流，他从书里出来，现在是在电视上，和他们谈话。他和他们已经很熟悉了，都老朋友了，就好像面对面在聊天，所以他在镜头前总是那样自然和亲切，从容与平等。“我的读者”，他总是带着温情和友好，这样称呼那些人群中的无数支持者。他非常珍惜他们，他们给他的任何一点热情和支持，都让他开心，叫他津津乐道和难以放下。 
  “我在你们北京打的，被司机认出来了，坚决不收我的钱，真是很开心的。” 
  “我在机场书店，人家向我推销要不要买这本，这是余秋雨的新书。我说我就是余秋雨！那个情形真是很好玩很开心的。” 
  “我的读者有好几十万，我每天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有的读者什么事情都愿意跟我说。” 
  “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 
  “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他也乐意与各种各样的人们交朋友，他谈论他们，称颂他们，从他们那里看到存在的真实与意义。 
  我去宾馆找他，北京那天的天气突然像发神经一样，才四月就热得毛衣都多余，我一手抓着脖子上的高领毛衣，想要让自己凉快一点，一边去敲余老师的门。他打开门，问我外面是不是很热，正犹豫着不知穿什么衣服好。我笑说真不得了，我打电话进来，接线员非问我找谁，我说要找余先生还不行，还要说找余秋雨，才给我接通。他自己也笑。 
  我们一起去机场，我坚持要送他。他推着带轮子有弹杆的那种旅行包，一脸轻松省力的样子，说他经常这样跑，根本不用送。路上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一位台湾朋友来北京办报纸，他在台湾的媒体干得很有业绩，但他突然跑到北京来，白手起家，要和北京的同行竞争，办一份领军京城报业的新报纸。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新报的策划当中，一开始就准备请一帮有实力和业绩的文化精英上他的版面，相信北京人很快就会看这份报纸了。我听他的语气，他对这位勇于向自我挑战的朋友很是激赏。每次说到自己的朋友、熟人又要干一件什么事情时，他都是这样诚心诚意地传达着他的支持。就像我每对他说起自己又在做什么电视选题时一样，他从未有过泼冷水的时候。 
  他爱对我说，从大大小小的老板到白领，到农贸市场里卖菜的小商小贩，他们是现在中国最了不起、最有希望的人群，因为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劳动，在从事着一件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们不内耗生事，不因无聊恶意伤人，因此他们是最值得去尊重的。 
  他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偏偏还打着所谓文化之类幌子的人与事，极为厌恶。 
  越来越发现，他有意要进入一种现在“中国式文化团体”的自我放逐状态中。离开了团体，背弃了圈子，他离他的读者、普通人更近了。 
  那次我又打马兰手机要找余老师，马兰说自己正在外地，在车上，叮嘱我下午以后再给余老师打电话。我老实等到下午拨通余老师。当时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余老师告诉我马兰跑到河南的一个什么地方演出去了。他说告诉你都不相信，那边根本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这里很穷，也没有演出费给你们，可是我们的工人就是想听听马兰唱歌，想看看马兰。结果搞得马兰反倒不好意思推辞，颠颠地跑去了河南，刚才大概正在去“底下”的路上。 
  我一听心里就好笑，他们真是太相信陌生人了。打电话的河南人也够实在，几句大实话感动了马兰，也感动了余秋雨，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群，他们总是亲切随意的。     
  吾师余秋雨（下）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1)   
  总是听他说起在各地发生的与文化、艺术圈之外的人们之间的友情的故事，明白他是发自内心的。 
  人们读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读他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人们也读他的《霜冷长河》。许多人为他笔端下对文化与文明的追溯、探寻与叩问倾倒，我还听说许多大学生把他的《霜冷长河》当作阐释人生话题的样本在阅读。 
  人们容易忽略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日常情状。 
  因为离得近，我能够从《霜冷长河》里读出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着的余秋雨，那些情绪和心得，不必再贴附于遥远的时空当中，都是自自然然的流露。尤其看他絮叨平日里外出遇到的热心朋友和读者，就知道这些对他的珍贵和重要。 
  读《霜冷长河》的时候，正好是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秋千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那几天。 
  那天一场突然而至的夏雨洗刷了长安街，灰蒙蒙的北京城终于通透、明快许多，整个傍晚都像是延时不少，明亮亮的。我穿了臭美的衣服，从出租车里爬出来，街面上干净、敞亮。走进花店，我愉快地告诉店主人，今天要送花给我的老师，很重要的。 
  我带了几位熟人去看戏，最后还“勇敢地”上台把那束花献给了马兰。回到家里余老师和马兰给我打电话，马兰在电话里直笑我。 
  人家献花都是从舞台侧面的小梯子上去的，观众看得见，演员也看得见。我不管，我钻到后台，等在那，好不容易等马兰唱完最后一句从台下的掌声中直起腰抬起头来，我一脚就冲到台上，直不咙咚把一束花捅到她跟前，把她吓了一大跳。马兰说我都奇怪你是怎么到台上来的。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朋友也笑我：这个余秋雨也是倒霉，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学生。 
  余老师说这有什么，像姜丰她们好多女孩子都是大大方方走上台去给马兰献花的。 
  我看的已经是最后一场。捧着那束雨后的鲜花冲进剧院前厅时，余老师早被一大堆人围在中间，有观众，也有记者，他们的声音都很小，有点交头接耳的意思，这让整个演出大厅既有交流沟通的空气流动，又不至于太喧闹乃至嘈杂。大家把握得都很有分寸。我笑眯眯站在旁边，轮不到我插上话，我耐心地等着。不过镜头扫过来，我成了余老师身后一处很不错的背景。 
  我还看到许多花篮，都是他们俩各界的朋友们送的，预祝和祝贺演出的成功。我还看到了我熟悉和认识的一些人送的花篮，心里很感动。 
  那些天京城里关注余秋雨的人都有所期待，许多人还记得前些年他和马兰作为主创人员参加的《红楼梦》在北京演出时的盛况。 
  这天北青报上登了一整版对余秋雨和马兰的专访，我看了，记得里面有一段话，说《秋千架》里那位冒名顶考的古代女孩子成天在自家院里的秋千上荡来荡去，围墙外面是纷繁的世界，还有每年赶考路过的考生。女孩的秋千有时会荡得高出围墙，荡过了男女界线，荡过了功名得失。心里很喜欢。这是特有的余秋雨的表达方式，一个很形象的载体秋千架，加上一个很直接的动作荡秋千，但是一下子他就能把它们转换为理性与人文化的话题，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我喜欢这种形式即是内容的艺术作品。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还自己去买过票，结果好几天的都卖完了，差点就看不上了。 
  那是真的，新的长安剧场落成后，我只去看过一场姜文演的话剧。在上戏时看惯了不要钱的演出，真要自己掏钱买票看戏有点太像观众，找不到当年那种观摩切磋的感觉。那次也算是给姜文面子，约女友一道来看戏，一人掏票钱，另一人掏饭钱，把一个戏剧之夜过得高高兴兴。这次更因为是余老师和马兰的缘故，又如法炮制，约来一位女友，说好也是一人出一份钱，可到售票处一看，说是几天的票全卖光了。只在大厅里看到几张马兰的大幅剧照。既然是乘兴而来，就不能扫兴而归了，我们干脆一头扎进剧场西餐厅，大吃一通，不仅把该掏的饭钱吃了，还贴上了买票的钱。 
  余秋雨说朋友太多，他的，马兰的，多得不得了，好多人都跟他们要票，结果好多票都让他们自己给拿去送人了。 
  原来这样。我心想，这样怎么挣得到钱呀。我听说这是他们自己出资排的戏，本来还想来做点贡献的，结果倒又白蹭了几张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