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行天下-恒源祥、刘瑞旗

1958年春节，沈辑丞已经戴上了“右派”帽子，沈光茂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来度蜜月，小两口喜气洋洋，沈莱舟和王敏珠夫妇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还给晚辈们以及亲戚朋友发了红包。似乎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但沈光茂一回大连，随即被定为“极右”分子，并被送到北大荒一个名叫缸窑口的煤矿里挖煤，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一直到1962年才被摘帽送回到厂里。 
  王敏珠极少与自己的丈夫生气吵架，但沈光茂被送到煤矿里去挖煤时，她难得地与沈莱舟先生发了一顿火，说是沈先生害了她的儿子。但“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沈莱舟先生又有什么办法呢？1959年6月，沈光茂的大女儿沈万红在上海出生，随后被她母亲带回东北。但仅过了一个月又被王敏珠接到上海，以后王敏珠一直将沈万红留在自己身边，亲自将她带大。老两口对孙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算是对受尽苦难的四儿子光茂的一个小小补偿吧！ 
  沈莱舟先生更加沉默，外出开会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他烟比以前抽得少了，但酒却比以前喝得多了。除了晚上喝上几杯，就连中午也要喝上一点。宋朝诗人贺铸在《病后登快哉亭》一诗中所描绘的“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的情景同样出现在了沈莱舟先生身上，他挂念着自己的孩子们，也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主动提出除了前已放弃的股息，今后不再拿定息，他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助区里的民办小学。他回东山老家休养，见到唐代古刹紫金庵年久失修又拿出钱来修缮，这是继抗日战争时间他出资修缮紫金庵后，第2次拿出钱来修缮庵堂。紫金庵里9尊唐代彩绘罗汉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沈莱舟先生是立了大功劳的。 
  1962年刘少奇主席到上海视察，期间接见了上海各方工商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沈莱舟先生有幸亲逢盛会，他喜悦万分，心情也好了许多。回来他对夫人与孩子讲：共产党真的是伟大。共产党还是讲政策的，老四不是也回厂了吗？刘主席号召我们献计献策，我虽然已经70岁了，但“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春蚕虽眠，总有破茧化蛾腾飞的一天，恒源祥也总有焕发青春的一天。我也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自己办店办厂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国家。 
  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也积极参加市政协召集的各种会议。他期待着春天，期待着老枝勃发春色满园，期待着恒源祥不仅恢复过去的辉煌、并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更大的风暴，更大的苦难，将接踵而至，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的头上！ 
  ① 见沈莱舟回忆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刊《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惊梦 2(1)   
  文革十年,不堪回首。沈莱舟几次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切肤之痛。当他告别文革，进入垂暮之年，时时牵挂的是恒源祥。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让他欣喜地看到：恒源祥已喜获传人。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一页，党和国家，亿万人民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当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奔袭而来的时候，沈莱舟仿佛处在台风的眼里，四周已是风浪翻卷，狼藉遍地，但他这里却是风平浪静，东湖路的那一幢豪宅，以及它72岁的主人沈莱舟先生仿佛都被人遗忘了。 
  事情的确也是这样：当时市政协和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已暂停了活动。解放后，沈莱舟就将自己创办的恒源祥交给了大儿子沈玉丞经营管理，虽然恒源祥当时已赶时髦改成了大海绒线店，但店里还都是一些老人。老大是好好先生，待人客客气气，对下属脸都没有红过，文革一开始便主动将自己家藏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都交到了店里，还主动削减了工资，他如往日一样上班下班，没有受到一点冲击。老二沈辑丞在裕民毛纺织厂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身在炼狱之中，而此刻造反派们感兴趣的是“走资派”，沈辑丞苦头虽然没少吃，但也不是什么斗争重点。而沈莱舟宅心仁厚，尤其是对恒源祥的职工关怀备至，口碑相当不错，再说他在毛麻公司挂的顾问也是闲职，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如果有什么“路过”的红卫兵，要到这幢花园洋房里去看看瞧瞧，家里人反倒会主动打电话到恒源祥，不一会儿店里的造反派就会匆匆赶来，明斗暗保，这令沈莱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1967年的夏天，不知怎么搞的，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到上海来串联的红卫兵看中了东湖路的这幢房子，于是便闯将进来，将沈家的人统统赶到2楼以上居住，一楼成了他们的司令部。这以后红卫兵进进出出，打砸抢的事情便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沈莱舟选择了躲避。白天一大早，他就悄悄地来到离家不远的襄阳公园，在园里打拳散步，读报看书，累了就在公园的长条凳上打个瞌睡，有时甚至连午饭也由在家里干了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送去，草草吃上一点，两人通通消息，说说家里的事情，然后还是散步休息…… 偶尔碰到熟人就凑在一起悄悄地说上一会儿话，一直要到天发黑了才慢吞吞地踱回家去。后来他还曾到过去做羊毛生意的老朋友沈懋章家里去住上一段日子。沈懋章与沈莱舟先生是远房亲戚，他是个单身汉，人生得矮矮胖胖，以前经常到沈府来蹭饭吃，沈莱舟来者不拒，总是对他客客气气，现在沈家落难，沈懋章自然两肋插刀，义不容辞。但沈懋章家里只有一间亭子间，住久了自然不方便，于是沈莱舟便搬回家去，谁知道才回家就出事了。 
  这是一个秋日的晚上，沈莱舟照例到襄阳公园避祸，很晚才回来。谁知刚一回家，就不知碰到哪里杀过来的红卫兵闯进门来大扫荡。这些10多岁的中学生们手持铁棍木棒，蛮不讲理，一见沈莱舟便棍棒齐下劈头盖脸地打将下去，不一会儿沈莱舟已满脸是血，倒在了地上…… 
  沈府上下大乱，沈莱舟先生的夫人王敏珠连忙叫住在一起的外孙女黄茜玲给恒源祥店里打电话，但天已经晚了，店里早就打烊了也无人值班…… 
  正当大伙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东湖路派出所的民警接到看弄堂老汉的报告匆匆赶来，驱散了红卫兵，将沈莱舟从血泊中救了出来。而这位看弄堂的老人，平时也经常受到沈莱舟的接济，沈先生将这当作家常便饭，从不思回报。现在关键时刻，老汉仗义挺身，站了出来。 
  眼看着在家里是不好住了，沈莱舟与老伴王敏珠一商量，过了一两天便拖着沈万红，带了一些换洗衣服，逃到了东山的老乡、过去也是在兴圣街开绒线店的小老板金春宝那里。这时金春宝在兴圣街（这时已改名叫永胜路）上的一家小旅馆红星旅馆里当服务员，金春宝对头头讲说是乡下来了客人要住一段日子。当时旅馆生意也不好，于是沈莱舟在红星旅馆一住就是3个月。 
  解放前，沈莱舟也曾两次离家出走外居避祸，每一次选的都是汇中饭店（即今和平饭店西楼），现在祖孙三口躲在兴圣街的小旅馆里，自然不是个滋味。但好在沈莱舟是个非常想得开的人，听到妻子叹息唠叨，他反而会用过去在久康洋杂货店当学徒时的生活来安慰她，于是祖孙三口倒也相安无事。平时一日三顿都是由金春宝的妹妹烧好了送来的，无非是一两个小菜。沈莱舟走得匆忙，没有带什么钱，连旅馆费还是金春宝付的，沈莱舟与夫人王敏珠等一直住到1968年初才搬回东湖路的家里。就为了这件事，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时，金春宝被当作反革命揪了出来。对此沈莱舟深感内疚。虽然当时沈莱舟每个月也仅拿60元的生活费，要抚养妻子王敏珠、孙女沈万红以及奶婶婶4口人，手头相当拮据。但逢年过节，他无论如何都要凑上几十块钱，叫人给金春宝送去，以表达自己的一片感激之情。   
  惊梦 2(2)   
  时间慢慢地到了1968年的秋天，“散漫秋云远，萧萧霜月寒”。文化大革命已经2年，似乎还看不到一点结束的苗头。谁道人间秋已尽？晚秋风景倍凄凉。这是一段令沈莱舟、令沈府上下、活着的与死去的人，都永远也难忘记的日子。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解放前曾先后买下东湖路与乌鲁木齐路上的两楼花园洋房。他让已成家的大儿子、二儿子等搬到乌鲁木齐路居住，而让大女儿沈慧新与女婿黄国良一家住在东湖路，女儿总归贴心点，以便上下有个照应。沈慧新生育了4个孩子：3个儿子，1个女儿，其中最宝贝的是大儿子黄玉麟，当时在上海交大读书。黄玉麟人长得颇为清秀，瘦瘦的，功课非常好，就是有点神经质，对事物的反应过于敏感。黄国良原先在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当经理，文革一来也撤职了。这一年的11月，黄玉麟和他的几个同学被打作了“反革命小集团”，据说是因为收听“敌台”，散布小道消息。当时黄玉麟还可以住在家里，但红卫兵天天上门来做他的工作，要他交代问题。黄玉麟有时也会跑到沈莱舟的房间里，闷坐大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对深爱着他的外祖父讲：外公，这一关我是过不去了，他们一定会将我抓到学校里关起来的…… 沈莱舟看着这位天资聪慧，自己非常疼爱的外孙，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也只好随意地安慰他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