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

“稀奇，”我用拳头轻轻砸了砸他的拳头，“不过，现在我明白了，我的心本来就比你的小，所以你要让着我，对我好，不许再说我‘小心眼’。”
他把我的拳头放到唇边吻了一下，然后把它握在自己手心里捏成一个大一点的拳头。那一刻，他的心包容着我的心；我的心里，写着开启他电子邮箱的密码；而那个密码，是我的名字加生日。我的心里浮上了一点小小的罪恶感：另一个房间里，我最好的朋友刚刚在情场上中了一个飞弹，丢盔卸甲，恨死天下男人；我却在这里卿卿我我，而且觉得爱情很甜蜜。
我们拉着手开始漫无边际地聊天，从张信哲的情歌到美国的流行音乐，从西雅图那家研究所到我们公司里的鸡零狗碎，从蒋宜嘉细眉小眼的女朋友到郑滢男朋友开的凌志LS400。
“你没看见蒋宜嘉瞪着人家好车时的样子，简直口水都要流下来，笑死人了。对了，你喜欢哪种车？”
“丰田的4Runner。等我找到工作，大概会去买一辆。”
“为什么？”
“结实，耐用，哪里都可以开。”
“你想开到哪里去？”
“比如去爬山什么的，如果要搬家的话，也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车子里。”
“我还是比较喜欢轿车，”我伸个懒腰，把头埋在他的颈窝里，“我打算把那辆丰田佳美开上起码十年，总之开出本来。等那时候，如果我有钱了，我是说真的很有钱，说不定也去换辆凌志开开。哼，不就是凌志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虚荣心大概也会传染，好车到底是好车。
我们本来说好聊一个晚上，可是没多久我便开始迷迷糊糊，头脑里最后一个印象是程明浩去拿了一条毯子替我盖在身上，后来我就真的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程明浩跟我一起去把我的车开回来，然后他就走了。
郑滢终於酒醒，嚷嚷着头痛，我给她泡了一大杯浓茶。她坐在床上喝完，一边揉太阳穴，一边皱着眉头、呆呆地看着我，“昨天我怎么回来的？”
“我和程明浩一起把你弄回来的。”
“我都说了些什么？”
“你叽哩咕噜的，我们没听清楚，” 看来和程明浩预先对好台词还是必要的，“不过，你把他车后座吐得稀里哗啦，他现在大概在搞卫生呢。”
“真不好意思，你看见他代我向他道歉。” 郑滢突然客气起来，却让我听了浑身不自在。我问她，“你不要紧吧？”
她摇摇头，一翻身睡回去。
快中午的时候，郑滢的手机响个不停，那个没种而皮厚的男人居然说想来看她，郑滢劈头把他臭骂一顿，扭捏半天，却还是把地址告诉了他。然后她起来洗脸刷牙梳头，拿热毛巾把肿起的眼皮勉勉强强捂下去，扑上一点粉底，又躺到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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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远韬来了，我正好出去买菜，等我拎了大包小袋回来，满以为他应该已经把郑滢哄好，至少哄得差不多，结果却没毫无进展：郑滢还赖在床上一言不发，没有一点起来的意思。走进浴室，我吓了一跳，杨某人正蹲在地上，很卖力地洗盆里的脏裙子，身上系着我那条查理布朗和史努比的围裙，神情肃穆得像瞻仰陵园。他听见我的脚步，抬起头来，挤出一个有点尴尬的微笑，随后他认出了我，笑得更加尴尬。
“我叫关璐，郑滢的朋友，跟她一个公司。”我干巴巴地自我介绍。杨远韬习惯性伸出手来，发现上面满是肥皂泡，便又立刻收了回去， “你好，我叫杨远韬。” 他有一副低沉的嗓音，用时髦的话说叫做有“磁性”，配上他的宽肩阔背、浓眉大眼，在适当的环境下，可以把方圆若干米、甚至若干里之内的“雌性” 统统化成铁钉。
“我认识你。”
他有点讨好地把笑容放大一圈，“我记得，上次在公司里见过你。” 他那副样子让我想到一个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捞到了一根稻草。我想，郑滢刚才大概把他骂得够呛。
我到房间里看看郑滢，她拿被子捂着脑袋，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回到浴室，问杨远韬，“她怎么了？”
“她不舒服。你买了菜回来吧？放着，待会儿我来做饭。” 他唐而皇之地把自己给留了下来。
我看他往裙子的污迹倒上洗衣液，然后翻过一面也倒上一点，仔仔细细地搓起来，动作熟练而到家，终於忍不住，“不要洗了。”
他不说话。
“真的不要洗了。”
他可能觉得自己这是在将功赎罪，机不可失，头也不抬，闷声闷气地说，“不要紧。”
我觉得好笑，“我说不要洗了，是因为这条裙子是我的，而我比较喜欢自己洗衣服。”
他这才抬起头来，“噢，对不起。” 他把衣服泡回去，换上一盆清水。
“裙子是我的，可是，上面都是她吐的，你怎么说？”那种感觉有点奇怪：在公司里，我未必够资格和他说话；而在这里，却对着一盆脏衣服居高临下朝他问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会给她一个说法。”
杨远韬和我一起做菜，他身上的领导气质又回来了 --肉丝切多细，姜放多少，水淀粉勾多厚，菜什么时候下锅，都是他说了算 -- 尽管菜做出来以后，我没发现有什么太大了不起。可是，他去哄郑滢起来吃饭时，又像足一个做错事情、不知所措的小孩。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郑滢会对他难以割舍：一个在外人面前可以斩钉截铁、呼风唤雨的男人，却偏偏在你面前放下身段、温顺听话，这本身就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男人，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生物。
后来的一个周末，杨远韬专门请我们三个人吃了一顿饭，大约有“谢罪” 的意思。他专门下厨，比较特别的是，他亲手做了一个提拉米苏蛋糕。
等杨远韬走了，郑滢把吃剩的小半个提拉米苏放进冰箱，兴奋地告诉我，“他说他准备跟他老婆离婚。”
那是杨远韬嘴里第一次说出“离婚” 这两个字，不是“和她好好谈一谈” ，不是“解决问题” ，也不是“想想办法” ，而是干净利落、嗝崩松脆的“离婚”，第二声的“离” 加上第一声的“婚” ，什么人都一听就懂。他到底算是给了一个“说法” 。
“上个星期六我在床上耗了半天，总算没白费。” 郑滢很高兴，她觉得一场宿醉换这个结果很值得，不但值得，简直是个里程碑。
当年李宗仁在台儿庄和日本人打的那一仗，固然是“大捷” ，却也被称为“血战” ：敌方溃不成军，尸横遍野；我军也是伤亡惨重，血流成河。但不管怎么说，胜仗总归是胜仗，即使付出很大代价，即使距离关东军扯白旗还有好一段距离。
临睡前，我给程明浩打电话，他在为一篇要拿去某个刊物发表的文章核对资料。
我问他，“如果你已经有了老婆，会为了我离婚吗？”
“我没有老婆。”
“我是说假如。”
“你怎么想到问这种问题？”
“你先回答。”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说真话，我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因为你问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问题，我当然不可能知道答案。”
“假如我一定要你给个答案呢？”
他轻轻叹了口气，“你希望我怎么说？”
“我希望你说‘我会’。”
“我会。”
“真的？”
“真的。”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我问他，“我是不是很傻？”
他说，“不早了，快点睡吧。听话。”
“嗯。晚安。你也早点睡。” 我放下话筒，把头埋到枕头里，很快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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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艰涩而无味如过期牛肉干的工作里挣扎两个多月之后，终於看到了一点T骨牛排的影子：老处女有一个短期项目，主要是针对一个大客户的几项特别要求增强一个产品部件的功能。项目本身并不大，但时间要求很紧，这个客户又是典型的“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一点什么不高兴就哇哇乱叫，嚷得公司管理层上下都知道，所以，老处女相当重视，打算派两个人一起干。她先说明这个项目是现行工作额度以外的，然后要我们自愿报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 Chris 几乎一起举手。
我们公司的行政结构复杂得像满汉全席里的拼盘，小小一个部门、二十多个人里面足有差不多七、八个层次，我所处的这个层次上有四个人：一个栗色头发、明眸皓齿的女孩子，每天一身漂亮衣服，平均两个月一个帅哥男朋友，情场得意之余，职场上也就不那么争强好胜；另一个四十几岁的单身妈妈，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家里已经焦头烂额，自然也没什么余力；於是，“力争上游” 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和 Chris 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