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在明治皇帝刚即位的一段充满了阴谋与动荡的政坛上，就有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在内的三位阁员是艺妓馆的常客，视这里为自己疲惫身心可以靠岸的一块宁静绿洲，他们后来都娶了各自宠爱的艺妓为妻…… 
  估计今天在东京有3500到5000名艺妓，全日本则约有3.5万名。 
  无疑日本当今是一个很西方化的国家，但只要你在这个国家呆上一段，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如东山魁夷的风景画，川端康成的冰雪文字，因热爱自然、欣赏自然并愿与自然融为一体，日本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东方性，它有很多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禅宗及王维等人的田园诗、泰戈尔的《飞鸟集》相通相近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可能使许多到过日本的中国人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即在心里的某一处总在惴惴不安或者要惕惧些什么的同时，心里的另一处却有流苏般的水草在碧绿的春江里荡漾的暖意…… 
  “和魂洋才”是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设计者试图把日本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结合起来的期许。从一定程度上说，亦反映了日本现代化模式的部分特征。 
  能够做到“和魂洋才”固然很好，这便意味着鱼，我欲要也；熊掌，我欲要也。对个人来说，“和魂洋才”意味着既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又保持一颗日本人的心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意味着，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制度方面吸收西方的成果，而在精神文化以及当局者认为不宜引进的其他方面保持日本自身固有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路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文化固有的“资源”。 
  鱼和熊掌兼得，却常常如一件工艺品。远处看，不无雅致，水流云在，浑然一体；近处看了，却软伤硬疵多有跳出，刺人眼目。 
  或者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就那么放着，衬一方锦缎，颇有高贵之态，暖玉之光，俨然是一个中国宋代官窑的瓷瓶；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耐不住那份素雅与寂静，它会飒飒作响，继而摇晃自旋，最后如冬枝在寒风里断开一样，随“叭叭”的声响，整个瓶子顿然有了大面积的裂缝，好像只是个还未到窑火里走一遭的泥胎…… 
  日本人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内外分得很清楚，对本国人和外国人分得很清楚。前面已经提到日语中将外国人写为异人，日常称呼中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也有区别，前者称为“仲间”，后者称为“他家”。日本人在集团内部、对熟悉的人通常讲“和”，讲克制，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表现得克制、谦和而彬彬有礼，而一旦超出了集团，或者在没有熟人在场时，个人的行为通常不受约束而变得胆大和无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在中国和亚洲等地的暴行，到海外旅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放荡行为，以及影视里常常可见的酒醉后日本人的种种失态行为，与平时集团内的日本人的行为简直判若两人。 
  如果面对的是“异人”“他家”，所谓日本的开放性，常常变异为极端的封闭性。 
  在日本的众多媒体里，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诸如地震海啸，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等事故发生，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但他们最关心的是这场灾难中有没有日本人。如果死伤者当中有日本人，肯定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报道日本死伤者的情况，同一起事故的非日本人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连一个镜头都没有。如果这场灾难里没有日本人，那么，所有的日本人都松了一口大气：好在没有日本人啊。接下来扭头而去，各人该干嘛干嘛。 
  最让在日本的“异人”们郁闷的是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或排球锦标赛等国际体育盛事的时候，所有的电视台除了开幕、闭幕式全程转播外，比赛期间，只能看到有日本运动员出场的项目，电视上只有日本人拿奖的镜头。作为慢镜头一次次宣扬的，就是日本运动员踢进去的某个球。其他没有日本运动员参加的比赛，当时不播，以后更不会播。如果“异人”实在想看，可自己掏钱看卫星转播电视。如果你只看公共电视，瞧着太阳旗一次次升起，你会以为奥林匹克的奖牌都被日本人包圆了。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电视上看到的日本排球女队不断得分的镜头，以为日本赢了，中国输了，但最后再看结果，哦，原来是中国赢了。   
  畸形的开放(5)   
  今天这样忠贞不渝的信仰者在哪里？人们屡屡看到的是把理想剁成肉馅做了包子去街上卖，没被查获，举家外带二奶去了加州的灿烂阳光下，那砖块般随意砸出去的美元，让多少洋人目瞪口呆；一旦遭查获，在法庭上便有了娓娓动听的忏悔：我出身于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愧对人民的期望…… 
  理想退潮了，应该还有道德，道德是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后一条底线。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出现的却是道德上的大面积滑坡。 
  非常时代本需要非常文化，这应该是一种有着博大视野、包容中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良好的设计的崭新文化。 
  但现实是文化的严重缺失，中国似乎有两张脸，一张满面红光，另一张则苍白如纸。 
  上届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以8分钟的歌舞来展示自己的文化时，号称国内“第一大导”的张艺谋拿出来的则是——刺激的粉腿肉体，夸张的小红袄与大红灯笼，上半身的故作典雅和下半身急不可耐的放浪…… 
  十几个姑娘像一个没有文字历史的部落，在某个民俗村内蹦蹦跳跳。在这8分钟内，怎么也看不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怎么也看不出中国本该有的厚德载物的大国气度。 
  同在闭幕式的演出里，一个希腊女孩，仅仅一个人，在吹熄火炬前对火炬的静静凝视，如海洋与天空的对望；其身后是丰收的大地和人们享受劳动的意象，也让人心潮澎湃，体验着生活的真义。 
  此刻几十亿电视观众都在期待着的中华与希腊两大文明的对话，竟是这样的令人唏嘘失望。对比着希腊人的力度与深遂，是张艺谋的苍白。不过，早有学者的睿眼看出：“也许，这样的场面展现的就是我们自己。老谋子其实没有错，他如果非要搞出一台中国没有、在中国不是主流的超越性作品，岂不是又要被骂成‘玩深沉’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张导只是我们社会中早已扎根的病态现象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化、道德、精神空洞就在我们身边扩张，本来无一物，张导如何做巧妇？张导的问题，正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问题。”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是器物技术层面的开放。 
  在精神文化层面，大凡不涉及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东西，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人性解放，亦可以引进，但尤其欢迎那些快餐式、粗鄙式却又艳帜高张的流行文化。 
  在制度层面，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与精力，付出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的代价，不倦地探索着一条治国安邦的道路。道路是曲折的，风险是巨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及其后来在实践上的被否定，便是一个坚挺地例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起日本来更为复杂，其阻力也似乎更大。 
  但看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在应对外来文化与厘清本土文化之间，如何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事关两国前途的难点与焦点。   
  两岸的皇帝们(2)   
  明治天皇葬礼那天，曾由前者任命的日俄战争的英雄，也是裕仁等一帮皇族和宫廷贵族孩子的老师——乃木希典大将和他的妻子，在家里关上了二楼起居室的房门。他们向明治天皇和战死于日俄战争的两个儿子的肖像深深鞠躬，当葬礼钟声响起的时候，按照传统仪式，乃木夫人先自杀，但刺入喉部的匕首，是丈夫帮助推进去的，然后乃木自己用剑剖腹自杀。这位末路英雄，在办公室的案头上留下了10封遗书和谢世的和歌一首。 
  大正时代维持了14年。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立即登上了皇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 
  按照明治维新以来的惯例，枢密院马上召开会议，根据新天皇的即位制定了历法。他的统治和将来追封的名号为“昭和”，12月28日正式予以宣布。“昭和”的意思是“光明与和谐”，然而，后来他的时代恰与之成了反讽。 
  一年后举行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和庆典。1928年11月至12月，登基大典达到高潮。全国几十万人参加了庆宴和受赏仪式，上百万小学生打着旗帜提着灯笼参加了庆祝活动。为了显示天皇的仁爱，到年底，花费在授封爵位勋章和赈济穷人上，就达几百万日元。十三、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效忠天皇的一些人物也从历史的烟尘里被搜拣出来，追授了勋章和爵位。从道府县到市区村的各级政府搞了一系列的献忠工程，在殖民地萨哈林（今库页岛），庆祝活动结束后，殖民地政府马上着手开工的工程有公园、试验农场、青年会馆、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市政厅……项目多达500多个，为此几乎近30万的全部人口都被动员起来。 
  即位礼中最重要的仪式是“大尝祭”。“大尝祭”从晚上开始，持续到次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