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常有人上门求字，他则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第三章 为师年代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2)   
  一个时期的出版物，总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走向。1896年—1911年，是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书被译成中文，1912—1937年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而在明治维新之前，仅在中国国内印了一两版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明治维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提出“开国论”，反对“锁国论”，终使维新取得了成功。 
  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书籍中，以大中小学校的教科书为大宗。这些新教材铺天盖地，铺向不久前仍在被读“四书”“五经”之声缭绕的中国的城市、乡镇。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四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二十一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当时，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使用何种教材便成了新学与旧学的标志之一。 
  教科书外，中译书里还有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它们大大抬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一些新的颇为科学的学术规范得以形成。 
  以历史写作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河清海晏，泾渭分明。日本学者桑原紫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此书翻译出版后，一时间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们完成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 
  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下 ） 
  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学生，一旦做起先生来，那脚下便立马垫起了高高的优越感。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这笔钱在清朝的巨额赔款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3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三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8600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 
  如此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三分之一以上的留学生，来自于士官学校的士官生，他们在国内投考士官学校，就是为着日后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有趣的是，其他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人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准确地说是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在这方面，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是早稻田大学，1905年，该校便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三年间共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钊、廖承志。 
  留日学生成立了许多译书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等。并在日本掀起了一个兴办华文报刊杂志的髙潮，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1900年至1911年短短的10来年时间里，由中国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刊物达70多种，在唤起民众、启迪民智、救国图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勾勒了当时的盛况：“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3)   
  他还注意到，英美留学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这一场大规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语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学生）担当最重要性的角色，这种情形一直要到民国初年英美留学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后，才出现了所谓“镀金派”——英美留学生与“镀银派”——日本留学生的分别。最后“镀金派”压倒了“镀银派”，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骄子。 
  总而言之，这场运动堪称是提早于“五四运动”的一次伟大的启蒙。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又称白话文运动，前面提到的来自于日语的大量新名词的涌入，对于冲击文言文这一古老、凝滞的文体，给予化蛹为蝶般地改造，无疑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而且，有论者注意到：现代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著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的重要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是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里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则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连续体，它不是在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虽然不像日后由“五四运动”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光辉彪炳，但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无疑是孕育后者躁动不已的母腹，船帆已经升上地平线的桅杆，只不过很长时间被中国近代史论者给有意无意忽略了。   
  历史的吊诡(1)   
  旧瓶装新酒的改良，拷贝自日本—— 
  康有为在维新期间，向光绪皇帝进呈了关于俄、日、波兰、法、德、英六国改革变法的著作。其中以《日本变政考》一书尤为重要，称是这些“变政记”的代表作。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干将，也都在维新期间不断地宣传明治维新，主张从日本吸取变法自强的经验用于中国的变革。 
  梁启超在1897年——即戊戌变法前一年里写到： 
  彼夫印度之不易，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用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论中日之将强》，《饮冰室文集》之二） 
  次年，在戊戌变法短短的103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可谓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移植过来的。 
  以教育方面为例，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五年，高等中学三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学校，全国共设五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一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一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