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死囚写遗书

她一边笑一边说：“笑死人，真是糟踏女娃娃。要改，要改，这个称呼要改。” 
  杜木开心地说：“我说你才笑死人。山上（监狱）全都是这样称呼，怎样去改？” 
  那个星期天对杜木和晓月来说，都是开心的。晓月一路听杜木述说那些完全陌生的劳改生活。这是晓月过去在大学里学不到的，在现在的公司里也是学不到的。他俩在旅途中的关系很奇怪：晃眼看去，似乎是一对谈笑风生的情侣；但是仔细观察，他俩却又连手都没有牵一下。说实话，生活中这类现象很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俩“作恶”的开端，居然会演变成今日的纯洁友谊。 
  分手时，晓月给了杜木五百元钱，善意地说：“你刚从山上下来，没得钱。我呢，也不是肥婆，只有这一点点能力了。” 
  这五百元钱是很让杜木感动的。对晓月，对这位虽然年龄比他大好几岁但依旧单纯天真的姑娘，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 
  日子过得很快。 
  1994年3月中旬的一个下雨天，杜木打电话约晓月到重庆某饭店聚一下。这是他俩最后的一次见面。在饭桌上，杜木将一个信封推到晓月面前，说道：“听说你马上要结婚了，这里面是五千元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晓月要结婚的事是她在电话里告诉杜木的。她说：“我对这桩婚姻不满意。不满意也要嫁。再不嫁人，将来就真的嫁不出去了。” 
  晓月将信封推还给杜木，“哪个要你的钱？你连单位都没有。我有单位管着，生活没有问题。” 
  杜木这才发现晓月情绪低沉，似乎显出一种黯然泪下的样子。他调侃着问：“马上要做新娘子了，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晓月转头望着窗外的雨境，望着那些头顶雨伞的人们在车流中间急匆匆地穿来穿去。许久，晓月回转头，用一种杜木从来没见过的眼光看着他，幽幽地说道：“我真羡慕你是男儿身，你好自由。哪里像我，在家里父母亲要管，在学校老师要管，在单位老板要管。唉，到了出嫁的年纪，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要管；过几天嫁出去了，又要受他人管……” 
  杜木急忙安慰道：“有人管着比没人管好。像我这样没人管，跟浪迹天涯的盲流有什么区别？” 
  沉默了许久，晓月用一种无可奈何但是却很坚决的口吻说道：“我们以后可能没有聚会的机会了。我嫁给人家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由了。” 
  杜木神情木然地望着晓月，他的心情一如这个乌云低沉的雨天。 
  他们走出饭店，杜木为晓月招了一辆出租车。他望着晓月钻进车厢，隔着玻璃窗摆摆手，又望着那辆红色的出租车一路开进雨雾中。他这才猛然想起：他与晓月的分手，竟然连手都没握一下。   
  一路“诉”讼(6)   
  1994年8月，因犯故意伤害罪，杜木被第三次提起“诉”讼：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监外执行。 
  4 最后的“诉”讼：33岁…… 
  1995年6月，正在服刑期间（监外执行）的杜木与女青年姚某结为夫妇。 
  新婚前一天，他打电话给晓月报喜。 
  这时候的晓月已经成为母亲了。晓月在电话里规劝杜木：“你已经不小了，不要再晃下去了，要收心了。”晓月接着说，“我原来就说过，我们不再继续做朋友了，你为什么还打电话来？记住，以后不许再联系了。免得闹出一些误会，大家都划不来。” 
  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杜木感到一种沉重的失落：为什么成家后就不能继续做朋友了？他与晓月的关系不是清清白白的么？ 
  但是，等到他结婚后，杜木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原来，妻子在婚前有一位“谈得来”的男朋友——也就仅仅是“谈得来”而已。因为双方没有任何不光彩的举动，所以，婚后的姚女依旧大大方方地与他往来。这原本是社会生活中最正常的人际交往。然而，杜木的看法却不一样：他相信世间只有他与晓月的关系是清白的，其他男女之间的交往是不正常的，可怕的。有了这种想法的杜木，很快地粉碎了他甜蜜的新婚生活。 
  1995年8月7日晚，也就是杜木新婚不到两个月的一天夜里，他关上房门，自己坐到床沿上，逼迫姚女跪到他脚前，逼迫对方承认有外遇。开始，姚女耐心地给丈夫解释她与那位男朋友的交往经过。 
  杜木哪里会相信？他将一条腿压到妻子的肩上，冷冷地问道：“你必须老老实实地给我交待，你和他一共乱搞了多少回？” 
  “我没有。”姚女不堪忍受这种屈辱，她怒吼一声，猛然将杜木的腿推开，霍地站起身，泪水夺眶而出，浑身气得发抖，“你诬蔑人。” 
  恼羞成怒的杜木顺手从床头柜上拿起水果刀，刺入妻子的腹部。这是1995年8月7日的晚上，这是杜木第一次对新婚的妻子下手。 
  身受重伤的姚女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两人的感情彻底破裂。姚女迅速搬到她姐姐家中居住。 
  1995年10月1日晚，杜木携一把牛角刀潜伏在姚女姐姐家附近，伺机作案。有意思的是，那天是国庆节，从附近居民家中的电视里传出国庆晚会的歌舞声。身上藏着一把牛角刀、浑身充满杀气的杜木居然想起了晓月。他不知道晓月在国庆节里过得怎么样。于是，他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晓月打了电话。 
  晓月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她不冷不热地说道：“我过得很好，全家人都很好。你呢？” 
  杜木在电话里语音含混地应道：“还可以吧。” 
  “他是哪个？”杜木在电话里听到一位男人的问话声，紧跟着，他听到晓月回答对方，“公司里的一个同事，刚刚结婚。他老婆与我的关系较好。” 
  放下电话，杜木又重新潜回老地方。对于杀他的新婚妻子，他没有任何犹豫的念头。 
  ——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他当时的举动，也无法破译他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 
  晚上九点钟左右，姚女朝姐姐家走来。刚到楼梯口，杜木立刻持刀冲上前，朝妻子的胸、背猛刺三刀，随后逃离作案现场。经法医鉴定：姚女损伤程度属重伤。 
  1997年4月10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重刑初字（1997）第29号刑事判决，认定杜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1997年8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519号刑事裁定书，将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故意杀人罪”重新量刑为“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 
  1997年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见到了死囚杜木。 
  与杜木接触几乎不用什么交际技巧，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很好打交道的人。 
  走进死牢，我“无意”地扔一包香烟给他，如同给其他死囚写遗书一样，放一床铺盖在中间，铺盖上放上稿纸。   
  一路“诉”讼(7)   
  我刚在他对面坐下来，他便主动问道：“遗书？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写？” 
  我知道他这句“语义混淆”的话中的意思：他是指遗书除了留给自己的亲人，是否还可以留给其他人？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便提到了晓月。 
  “我只想她知道一切真相。”他说，“我过去做什么事情都没瞒过她，现在要飞钵钵（枪毙）了，我不想瞒她，就是要让她知道我为什么飞的这个钵钵。” 
  我吃惊地问道：“难道你过去每作一次案，都要告诉她吗？” 
  杜木肯定地点点头，说道：“她喜欢听这些事情。她说从小到大，她灌满耳朵的都是太阳是多么灿烂、月亮是多么明亮这一类的事情，她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另外的生活内容。” 
  我越发吃惊地望着杜木，“她不制止你？” 
  “我都是作过案以后才告诉她，她制止我什么？” 
  我立刻说：“知情不报，是犯法的。你不担心她告发你？” 
  杜木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一副看“扁”了你的神态。他说：“我和她是真资格的朋友，又不像那些机关里坐办公桌的同事一样存在着什么利害冲突，她告发我什么？对她有什么好处？” 
  杜木将遗书留给了晓月。 
  遗书是他本人亲笔写的。 
  他将遗书留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决书的眉空上。 
  晓月： 
  目的想让你知到（道）一切真相，仅此而以（已）。杜。 
  我默默地看他写完遗书，默默地接过来，折叠、放好。那一刻，我的心境出奇地平静，出奇地波澜不惊。 
  次日上午，死囚杜木被执行了枪决。   
  安得广厦：层层“转”运(1)   
  这是一则关于包工头的故事。 
  包工头是从施工员中衍生出来的称呼。 
  施工员一般是指建设方、施工方派驻现场施工的负责人，而包工头则专指那些通过正常或不正常的渠道揽到某项工程的人。 
  在许多人心目中，包工头不仅是某人在某个领域里成功的标志，还是权、钱、色的暧昧代称。 
  1 狱中“转”运 
  1976年7月5日，田林出生在重庆市南岸区。到1993年下半年，不到十八岁的田林抱着“好玩”的心态跟着几位师兄一道偷进了一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