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

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观点，《客观》时期，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 
  储安平对于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之关系的分析也很引人注意。储安平的理由是：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 
  储安平受英国的影响极深，一生论政，常以英国的事例为典型，也常援引英国工党获胜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国人。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甚至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① 
  储安平的希望在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他过分早熟的自由与民主的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在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的言论行为获得极大成功，但当他试图以此种思想影响政界及更多的人时，便显得一筹莫展了。   
  第七节《观察》时期(1)   
  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 
  《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与的价值和作用。 
  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①从储安平的叙述中能够大致想像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 
  1946年1月6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 
  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观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在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 
  由于《观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000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① 
  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② 
  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像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得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得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和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像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龄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像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5卷中，每到出满24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半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①   
  第七节《观察》时期(2)   
  适之先生：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昧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昧晋谒，徒然偾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