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温州人

后来才听老辈人讲，这两幢温州有名的建筑是许漱玉先生的产业。 
  许先生布店学徒出身，后自开小布店开始，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愈做愈大。在温州的百货业中，独领风骚数十年。抗战期间，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经常借用他的中央大戏院开会，举办抗敌讲座和演剧宣传。许先生不仅同意出借，还把戏院门锁和全部设备交由战青团保管使用。查禁日货时他也积极配合，他的商场从未私藏日货牟利。后来他将商场交由长子许兆鸿打理，自己到上海当寓公。许先生的次子许思言先生我认识，但见面的次数不多，他是温州出来的文艺界老前辈。大约从当时的观念来说，他是不务正业的阔少爷，一味玩票，解放后便没有定他为资本家，他也由票友而成京剧编剧，也算歪打正着。他长期在上海京剧院任编导，著有《老生流派讲话》以及《海瑞上疏》、《七侠五义》、《东郭先生》、《红旗魂》、《劫室纲》等四十多种京剧剧本，是我国京剧界的名宿。也就是说不当老板当文人去了。只是因为《海瑞上疏》这个剧本，他没有当老板而在解放初期未吃过的苦头，在文化革命中却吃足了苦头。我见到他是他平反之后来温州，这时他已上了年纪，但精神矍烁。 
  这一时期的大老板还有李毓蒙（1891-1961）。李先生是裁缝学徒出身，与上述的吴、许二位如同一辙。十八岁时在瑞安东头村开设小裁缝店，同时试制10锭纺纱机等机器，二十六岁时终于发明了一台铁木弹花机，不久即办了“李毓蒙制造絮棉机器厂”，从此结束裁缝师傅的生涯，专心致力于机械工业生产。1922年春他携带弹棉机机样和麒麟牌商标图赴北京向中央农商部申请专利权和注册商标，获得照准之后当年即生产了弹棉机200余台。此后该产品相继在上海国货展览会、西湖博览会上获奖，声誉鹊起，同时开始试制内燃机、碾米机。也就是说他几乎与吴百亨先生同时起步。所以我将此时至抗战前为止，称为温州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兴起的还有机织革席厂、纺织厂、酿造厂、瓷器厂、针织厂等等。 
  1925年，李先生在上海、南京开设“毓蒙弹棉机器发行所”，通过上海将自己所发明的产品推向全国。第二年又在温州小南门外创办“毓蒙铁工厂”，生产内燃机、碾米机、轧糖机、切面机和剧板机，全厂有工人百余人。1933年在上海成立“毓蒙联华公司”，1926年在湖北产棉区创办“汉阳毓蒙联华分厂”，年产弹棉机1400多台。直至抗战爆发，他也仅仅是将温州的工厂迁至丽水，汉阳的厂迁至重庆。1941年，又在湖南衡阳创办毓蒙联华分厂，后又在湖南湘潭等地办了六个分厂，以解决由沿海逃往内地的难民的就业问题。其间因抗战的战线推进和变迁，他的工厂或迁建，或因被炸而关闭，几经损失又几经重建，李毓蒙先生真是吃足了战争之苦，但他痴心不改。抗战胜利后在武汉开设“毓蒙联华分厂”和“大中棉机制造厂”，在上海建“毓蒙棉机厂”和在温州建“毓蒙铁工厂”。 
  李毓蒙先生在致力于工业的同时，又很重视教育。1937年在瑞安东山创办“毓蒙小学”，入学学生不需交学杂费；1942年又创办五年制的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1946年该校迁至温州近郊太平寺，改名为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解放后并入杭州化工学校。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3)   
  与吴百亨先生的工厂一样，温州毓蒙铁工厂公私合营，后又改成地方国营，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温州冶金厂。吴百亨先生的西山瓷器厂也发展成为温州最大的企业之一——西山陶瓷公司。只不过李毓蒙先生早于1961年逝世，未受住牛棚之苦。 
  温州的大老板如吴百亨、许云章、李毓蒙这般富有的，子女都无法继承财产，继续当老板，更何况那些等而下之的，所以温州解放后没有现成的老板。如今的老板百分百白手起家。   
  温州的华侨老板(1)   
  如果长辈是国外华侨，子女倒是可以去继承遗产当现成老板的。但这种现成老板也不多，一方面是过去的温州人外出当苦力的多，后来发家致富的人也不多。倒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年轻人中，现在有不少已经成为老板，有的还成为大老板。因为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又有胆识。文革前，据说温州华侨中的首富是在日本的一位林姓老板。当然这里的“首富”并非福布斯排行榜，也没有权威机关去印证，只是传闻而已。这位林姓老板在温州银行的存款最多，有二十万元人民币。紧接其后的是一位郑姓华侨，十七万元人民币。在当时，温州地委书记王芳的工资最高，也不过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二十万当然是天文数字。那时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十元左右，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并且即便是号称“首富”、“二富”的老板的儿子也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自己集资建华侨中学，集资办华侨针织厂，林老板、郑老板的儿子都在这个厂工作。文革时我在纺织部门工作，与他们都相熟。也正因为这些华侨子女在一起工作，富有的程度相互之间大致也了解，可见这个“首富”与“二富”还是比较确切的。 
  提起这位林老板，有一个传奇的发家故事。既然是“闲说”，也在这里说一说。林老板是温州江北岸人(现永嘉县瓯北)，因为家里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跟人跑到日本去当苦力。温州是著名的侨乡，在温州华侨又集中在文成的玉壶、瑞安的丽岙、永嘉的瓯北和七都岛。但这些地方都很穷，玉壶是穷乡僻壤，丽岙有“女儿勿嫁丽岙底，一锅薯丝一把米”之说。正因为穷，才会飘洋过海去冒险，并且是亲带亲，戚携戚，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林老板在日本当苦力，赚不了多少钱，当时的通讯又不发达，妻子在家生活无着，丈夫一去又无音讯，为了一口饭吃，只好嫁到藤桥山底去。林老板后来到一个餐馆打工，这个餐馆的老板与老板娘是老夫少妻，老板很快去世，老板娘见这位伙计人又勤快，脑子也灵活，样子也不错，后来就再嫁给他，他便真正成了老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成了战败国，美国来管理日本，一如现在的伊拉克。当时规定与军事有关的企业一律取缔，但如果股东中有战胜国的公民，并占51%的股份以上的，可以保留该企业，改为生产民用品。据说这样规定是美国人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这规定却让日本企业有空子可钻。中国也是战胜国，有人就找林老板，将自己企业的51%股权送给他以逃避取缔，林老板除自己的餐馆之外，一下子又成了四个企业的大股东。 
  日本战后，百废待兴，企业的发展很快，林老板的头脑又灵活，分到利润后再去投资，没多少年便成华侨中屈指可数的大老板，东京华侨联合会的副会长。可惜膝下无子，餐馆的女老板又先他而去。他在参加归国华侨观礼团时乘机回温州寻亲，找到了已嫁到藤桥的老妻。好在老妻育有二个男孩，长子名叶通，他将叶通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在叶通上再加自己的林姓，便名林叶通。将他送到温州华侨中学读书，又花四万元买了一幢华侨新村的别墅，并在温州有了二十万元的存款，供老妻与继子用。老妻与后夫生活的年数比他长多了，他一走，就将后夫接到温州的别墅里来。这位出身农民的藤桥山底人，种惯了蔬菜等作物，到城里来也闲不住，在别墅的前后种了不少蔬菜和瓜果，成熟时自己吃不了，还挑到菜场去卖。 
  林叶通的结婚典礼在温州华侨饭店举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非常轰动的事。我的朋友王铸迪因为父亲在日本，与林老板相识，也去参加了这个典礼，曾经跟我说起这个盛况，使得我记忆犹新。王铸迪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曾短期在温州的兴无棉纺厂任厂医，林叶通的妻子正是兴无棉纺厂的职工。王医师与她素有来往，知道她在婆婆的逼迫下，也曾挑着家里种的菜蔬去菜场卖。“首富”的媳妇卖小菜，足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文革时，因为“海外关系”被抄家，是“纺织系统红卫兵”执行这个任务的。其中有我认识的来告诉我，林叶通的钱真多，抽屉一拉开，七八百元现金就放在那里。七八百元是人家两年的工资，当时拾元票是最大的面值，当然看得那些个“红卫兵”眼一亮。他还告诉我，就是可惜了这么好一幢别墅，里面摆了好几只腌咸菜的桶、腌海蜇的缸和收摘来的南瓜、丝瓜等等。 
  后来，形势稍有好转，林叶通先生便带家携口去了日本当他的老板去了，与他同时或前后出国去当老板的人也有不少，如意大利著名的华侨林华鑫也是那时去的。林华鑫先生是混血儿，长得特别好看，当时是温州有名的“半番”。“半番”就是半个番人（洋人）的意思。记得他去意大利后第一次回国，我朋友潘嘉兴去上海见他。他那时住上海华侨饭店（即如今南京路上的金门大酒店），老门童不让潘嘉兴进去，且态度非常差。林华鑫一下来，那门童立即低头哈腰了，恨得潘先生咬牙切齿，称狗眼看人低，还在我面前发过一通感慨。为此我后来有条件后去住过几次金门大酒店，按当时的眼光看还不错，现在就不大愿意去住了，因为除了厚实的花岗岩里面还透出一种历史的沉重之外，其余便不足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