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的最后决斗：金融战争

泰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繁荣的。所谓外向型经济，是指一国或地区为推动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扩大出口为目标。外向型经济需要有稳定的市场支撑，这个市场在冷战时期就是美国和欧洲，而主要是美国。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泰国及整个东亚的战略利益发生了变化，不需要以较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换取其他安全利益，不需要再以本国市场支持该地区经济增长。因此，新格局下，东亚地区必须减少对北美市场的依赖程度。但与此同时，东亚地区许多经济体规模相对较小，市场需求有限，因此其经济结构仍呈保持外向型特征。这就要求该地区必需协调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保持单一经济体外向发展的同时，降低各经济体之间在结构上的雷同程度，扩大地区分工领域，从而降低区域经济的一致性和依赖性。遗憾的是，在东亚地区，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再者，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来，泰国及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渐次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时期，这一时期对资本的需求呈跳跃性增长，大量的资本需求超出泰国等国的国内筹资能力，因而必须以优惠条件从国际金融市场筹资。然而，由于产业转移链条断点的存在，也由于泰国(等国)高企的利率的刺激，过多的投机性的短期资本流入，而且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这就为泰国(等国)的金融危机打下了伏笔。
  20世纪是美国的迅速成长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金融的发展史。在金融力量的推动下，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金融占国民生产总值20%以上，跟金融相关联度却高达50%至60%。而东南亚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所实行的一系列金融政策是失败的，因而导致这一地区经济慢慢衰退，最后被美国有机可趁。现在，中国金融市场大幅度对外开放，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一方面给我们带来机遇，但更多的是一个挑战。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许多大国和强国，特别是有上百年历史经验的大鳄鱼，我们应该保持一份慎重和足够的警觉性。 
                  
广场协议覆辙中国绝不能重蹈(1)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放开，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上的巨额热钱一直关注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时刻准备着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中国的金融体系以“深刻的教训”。当中美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于2007年12月在北京举行时，11月19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网站上正式发布一年一度的对华审议报告，称应通过立法把中国的货币政策定为“非法出口补贴”，并敦促白宫向世贸组织提起针对中国的申诉。
  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曾播出了主题为“金融大战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节目。节目回顾了历史上国与国之间金融战争的主要战例，并着重回顾分析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成因、过程、严重后果和教训。另外，节目还着重提到了我国当前的金融安全和金融风险的化解问题。这个节目最后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第二国防。
  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年代，我们疏忽不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市场经济时代，美国梦想进一步主宰全球。一旦某个地区或国家经济有所起色，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投机资本就会暗地策划金融战争，结果往往是导致被袭国家和地区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其中受到金融劫掠最严重的，就要数当年经济成就几乎颠覆美国霸主地位的日本了。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的经济一度迅猛发展。但是后来，日本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成为了一个威胁，美国便坐不住了。被金融战争劫掠后，日元急速贬值，国民财富一空。此后，日本经济十几年来一蹶不振。还有一个沉痛的例子便是当年如日中天的亚洲四小龙等东南亚国家，数十年辛辛苦苦取得的经济成就在短短数月间毁于一旦，积累的社会财富被劫去大半，许多市民不仅破产，而且成为负资产者。
  金融大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让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人间蒸发，也会让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瞬间坍塌。鉴于此，我们应该时刻谨记引发日本经济噩梦的“广场协议”。美国强制要求日元升值，究竟能产生什么样巨大的威力，竟能导致天文数字般的日本国民财富迅速蒸发。对于“广场协议”的评价，摩根?斯坦利的金融分析师史蒂芬?吉恩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那是日本最大的失策。这个协议让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汇率从260：1升至130：1。”
  广场协议是由在纽约的广场宾馆签署而得名，这份沉重的协议使得日元对美元汇率到1995年一路上涨到了80：1，并导致了经济过热。当日本央行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升值和平抑物价时，却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侵蚀性的利率下降，接着是股市、地产、投资等领域泡沫的泛起。1989年，政府上调利率，以应付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但是，短期利率的倍增，却进一步把日本推进了经济持续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旋涡中。史蒂芬?吉恩认为，“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根本就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以下先看看美国在1985年以前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经济情况： 
                  
广场协议覆辙中国绝不能重蹈(2)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米切尔?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增强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布鲁梅萨的讲话导致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这个结果是美国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政部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政部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目的在于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Accord)。“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急剧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务部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就可以了”。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日本对外贸易大幅度减少，贸易逆差一步步扩大。因此，业内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20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吉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和今天的情况一样，借口消除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并且威胁强化贸易壁垒来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以贸易加权计算，人民币每升值10%，出口就减少16.6%。按2004年的数据为基准，人民币每升值10%就会带来1000亿美元的出口萎缩。”换句话说，人民币的剧烈升值会对中国对外出口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看起来，中国正在遭受着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的待遇，而且，人民币持续升值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今天中国的情况和日本1985年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今天的中国也不是当日任人宰割的日本。一方面，人民币和日元都被低估，但相比之下，日元被低估地更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