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直到二十年代初，他欧游回国之后，仍然对吴佩孚、孙传芳抱有很大希望，想通过联省自治、制定省宪、召开国民大会，来限制军阀的权力，促成民主政治，达到重建民族国家的目的。但此时已今非昔比，如果说民国前十年没有给梁启超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民国的第二个十年，已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军阀之间无休止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且不论，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则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梁启超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带来了新的希望，孙中山在绝望之中决心“以俄为师”，更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范畴之中。随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中国革命获得了新的生机，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旧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均被动摇，革命风暴从城市向农村迅速蔓延，而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运动乘势而起，国民党对整个局势的控制已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境地。毛泽东当时就曾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2 ～ 13页）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之间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并且发展为一种以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圭臬的更加广泛的社会冲突，梁启超以宪政为核心建立民主自由新国家的理想终成泡影。
  重新认识梁启超
  对梁启超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应该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甚或九十年代，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梁启超的重要性以及他的政治、文化遗产才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谈论，所肯定。龙应台在2000年将要来临的时候写道：“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序，6页）她把第一次阅读《论不变法之害》的情形形容为“惊心动魄”，在她看来，梁启超这篇文章“所碰撞的几个问题正好是一百年以后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大问题之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让她大为感叹的是，“梁启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所勾勒出来的难道不就是我们转进二十一世纪的此刻所面对的现代化以至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吗”？（同上，10 ～ 11页）
  龙应台对梁启超的阅读感受应该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发生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从她所回顾的戊戌百年，到今年的辛亥百年，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知识界最关切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国家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乃至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也即民主化。这些都没有超出梁启超政治遗产和文化学术遗产的范围。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新道统”或“新学统”，其主链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或者还可以增加晚年陈独秀，在台湾还有殷海光和雷震，他们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所不断追求的，归纳起来就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梁启超是将这些概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也是其权威阐释者。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根本区别，前者所倡导的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后者所要建立的却是同化了各少数民族的单一大汉族国家。再看梁启超的民主主义，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其思想底线，主张民权即国权，民权不能伸张，国权亦无从伸张。而孙中山晚年诠释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受到抨击，民权主义则受到“先知先觉”论、“国民资格”论的阉割，国民资格的获得必须以接受国民党训政并宣誓效忠党义为前提条件，于是，民国变成了党国，这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不幸！
  后记
  四年过去了，《梁启超传》的写作暂时告一段落，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回首这四年的一千四百多个日夜，我得承认，我所得到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对我来说，下决心写一部关于梁启超的书，并不容易，尽管我很喜欢梁启超，这些年也陆续读了一些他的著作和相关材料。但我心里明白，这离写一部人物传记所需要的学术准备相差甚远。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想打退堂鼓，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朋友鼓励和支持我写下去，我真不知道最后能否完成。所以，我大着胆子说，我的这本《梁启超传》，充其量只是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因为，无论是梁启超，还是书中涉及到的那些人物，都不是四年时间可以了然的。遗憾在所难免，在这里，我真诚地希望读过此书的朋友能不吝赐教，提出批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对梁启超的研究继续下去。
  在这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一直关心、帮助、支持我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宛振文、么志龙、萨苏、荣挺进向我提出了写作此书的建议并帮助我下了决心；还要感谢孙郁、止庵、雷颐给予我的指点和帮助，使我最终确立了写作的方向；感谢黄集伟慷慨地把他保存的民国图书赠送给我；感谢白烨、孟繁华、陈福民、陈晓明、贺绍俊、徐小斌、吴迪、马立诚、吴思、宁肯、史长义、祝勇、邱华栋、王久辛、梅毅、蒋一谈等许多朋友对我的写作一直给予特别的关心，每次和他们交流，都给我很多启发；感谢远在广东的陈聪老弟专程求得顺德县志办公室的大力协助，为我复印了长达几百页的《麦孟华集》；感谢孔祥吉、朱维铮、茅海建、夏晓虹、杨天石、朱宗震诸先生，他们开拓性的研究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多方面的启发；更让我感动的是，北京作家协会对此书写作提供了巨大支持；同时还要感谢磨铁及铁葫芦图书诸君沈浩波、王小山、王来雨等对此书的特别关心和重视；感谢此书编辑阿丁、饶佳荣、冯俊文、郑晴蕾、黄一川、张伊、熊立章认真和辛勤的劳动；特别要感谢刘再复先生百忙之中阅读此书，并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序言。
  应该感谢之人肯定还有，恕不一一。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最亲爱的妻子姚秀英，虽然她久病体弱，却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并妥善地照顾我的身体和生活，没有她的悉心照顾，我很难在短时间里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
  希望此书能为我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结交更多的朋友。
  解玺璋谨记
  2012年3月13日夜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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