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

原本蒙古人计划用斡腹奇计，迂回绕道西南，避开江淮正面战场，由川蜀进击。皇子阔端虽占领了蜀道天险，先后两度攻破成都，甚至俘杀了南宋四川最高军政长官制置使陈隆之，势力深入蜀中，但却始终难以撕开川东的口子，秦巩豪族汪世显引蒙古军入蜀后，南宋朝廷已意识到蒙古人欲从侧翼进攻的企图，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四川重新部署防御，以固守长江上游，屏蔽下游，扭转自蒙宋开战以来的颓势。当时南宋声望最隆的名将当属孟珙，在荆襄和四川战区的抗蒙战争中成果卓著。然孟珙毕竟只有一人，分身乏术，宋理宗经过慎重考虑，命孟珙全力主持荆襄战区防务，又破格提拔了余玠，任命其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入蜀主持工作。
    余玠，字义夫，号樵隐，蕲州人。出身贫寒之家，少年时求学于白鹿洞书院。他性任侠，喜功名，好大言，常常在书院外的茶肆高谈阔论，议论朝政时事，为人侧目。茶肆主人怕惹来祸事，多次相劝，余玠不肯听。某日，二人终于起了争执，余玠愤怒之下将卖茶翁推倒，致其死命。
    他见闹出了人命，急忙畏罪逃走，却因受官府通缉，无处容身，便干脆投笔从戎，投奔到淮东制置使赵葵麾下，作《瑞鹤仙》词毛遂自荐：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
    胸中恨谁省。
    正关山寂寞，暮天风景。
    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
    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
    争忍。
    勾引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
    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
    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
    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予醉饮。
    赵葵读到词后，很欣赏余玠的志向，遂留他在幕府作幕僚。余玠才干出众，很快因“明敏干炼”擢升为作监主簿。
    端平三年（1236年），即蒙古军攻入四川腹心之地的这一年，余玠离开军中，回家乡奔丧守制，蕲州亦受到了蒙古人的进攻。余玠应地方官之召参加守城，以“弩火药箭”和“弓火药箭”等新式武器大败蒙古军。由于军功显赫，被迅疾起复，进官淮东制置司参议。未几，再进工部郎官。
    蒙古军在南下反复受阻后，终于意识到水军的重要，亦在开封一带大造战船，训练水军。余玠率领一支精干水军潜入敌后，一举烧毁了蒙古军的造船设备，如此有勇有谋之举，令其名声大噪，迅疾升为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奉诏入觐，慷慨道：“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向宋理宗面陈“固本强边”二策：一是革除虚妄空谈之习，动员国人强边防敌；二是文武之士平等相待，一致抗蒙。
    第一次入宫面圣，余玠便给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尤其他极力主张朝廷应该一改“重文轻武”的国策，重视武将，道：“如今称行武之人为粗人，斥责为‘哙伍’。希望陛下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所偏重。
    有偏重则必会导致偏激。文武交相偏激，非国家福分。”由于外患严重，南宋王朝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此议极符合时局需要，宋理宗称赞他所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
    也就是在这一年，蒙古军再度攻蜀，长驱入川，包围了南宋四川制置司所在地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坚壁不出。数日后，成都守将田世显开门投降，蒙古军突入城内，俘获陈隆之，押赴汉州，令其诏谕南宋汉州守将王夔出降。陈隆之手书“城破被执”四字，并呼谕王夔坚守，结果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家几百口都被蒙古军杀死。王夔率军驱赶火牛突围而走，汉州不攻自破，百姓惨遭蒙古军屠戮。其他各路蒙军四出抄掠，先后攻破西川地区嘉定、泸州、叙州等二十余城，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史称“西州之祸”。直至十一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古军方才退去。
    面对如此局面，南宋朝廷急需一位能担当大任者主持四川局面，宋理宗最终破格提拔了余玠，令其入蜀主持抗蒙大业，晓谕其“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
    自蒙古军攻入四川后，蜀地几成白地，宋朝将吏各专号令，犹如一盘散沙，四川形势已到了“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的地步。
    余玠到任后，将制置司安置在重庆府，定为四川新军政中心，先手书一联置于制司官署外。其联曰：“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跟牢。”表达了他励精图治的决心。大计既定，便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实行“屯兵积粮，备学养士，轻役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注销擅自逃出蜀地的官吏虚位，选用能人补之；对固边欲进有功的将士予以奖励，对违令和畏缩者给予惩处。
    最难得的是，余玠一月方到达四川，置司重庆，三月便出奇计杀死了蒙古总帅汪世显，为南宋除去一心腹大患。短短两月，便取得如此重大成果，着实令人刮目相看。余玠一夜之间名扬四海，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不仅蜀中军民，南宋朝野上下均对其寄予厚望。
    为了招揽人才，在民间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余玠在府治东侧设招贤馆，并亲拟《招贤榜》，文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另书联云：“老子亦常来伺候，诸公聊复忍斯须。”榜出后，四方才人前往献策者甚众。余玠不厌礼接，言有可用，随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礼致谢。
    其中，对余玠帮助最大的是播州冉琎、冉璞兄弟。二冉慕名而来，居招贤馆数月一言不发，见余玠果真礼贤下士、任人唯贤，这才献上“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之策，并提出“守蜀之计在于守合州，守合州之计在于守钓鱼城”，建议在合州据钓鱼山之天险筑城。
    钓鱼山位于合州城东，“西通嘉陵，东引夔府，上临阆剑，下负重庆”，是重庆北面屏障。山脉雄奇壮丽，山形突兀，峰危壑险。山势东西倾斜，形成了层层台地。西南、西北角及中部山地隆起，形成薄刀岭、马鞍山、中岩等平顶山峦。山顶东西长五百余丈，南北宽三百余丈。山下则是沟壑纵横，山包环拱——东面有脑顶坪、梭子岭、孙家湾、簸箕岩、放牛坪、喊天堡、石子山；西南有艾家湾、小白塔；北面有朱家沟、白鹤庵、鹞子岩；南面有黑水凼、卷耳子。山顶南面有一块巨石，表面平正，凌空突出，俯瞰嘉陵江。传说远古时期曾有一巨神在此钓鱼，救助因天灾而遭受饥馑的合州百姓，此台因而被称为钓鱼台，山则因台得名。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为“钓鱼台”的古迹，留名青史者有汉代名将韩信钓鱼台、汉人严子陵钓鱼台、晋人陶侃钓鱼台、唐人张志和钓鱼台、金章宗钓鱼台。最著名者，当属姜太公磻溪钓鱼台，由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钓鱼”亦有追逐功名之寓意。山因有钓鱼台而名为钓鱼山，又在山上筑城为钓鱼城者，唯有合州一处。
    除了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外，钓鱼山还地处三江汇口——涪江在其南，嘉陵江经其北，渠江在其东，三面环江，为屯兵绝险之地。前任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时，已经意识到钓鱼山的天险之利，曾派部将甘闰在钓鱼山筑寨，作为合州官民避乱的场所，此即为钓鱼城修建之始。余玠得到冉氏兄弟献策后，亲自到钓鱼山实地考察，最终决定采纳其建议，并委派冉氏兄弟负责再筑钓鱼城。
    修建完毕的钓鱼城山脚周回五十里，分为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依山据险，深沟高垒。城墙完全是大条石垒成，坚固异常。城墙加上自然山岩高度，高达数十丈，且内外布满杂树密藤，古斑苍然。有始关门、护国门、新东门、青华门、出奇门、奇胜门、镇西门、小东门八道大门，另有水洞门一道。钓鱼城周围的山麓有许多田地，城内也有大片可耕之地，即使城池在外被长期围困，于内也能自给自足，长期坚守。作为一座城坚、粮丰、兵足、可耕可战、利于长期坚守的牢固堡垒，钓鱼城自建成后便有效地担负了重庆屏障和四川防御支撑点的重大责任。余玠又将合州治、兴元都统司及利东安抚使均搬到钓鱼城内，钓鱼城遂成为“巴蜀要津”。
    不久后，余玠又下令冉氏兄弟以钓鱼城为样本，在四川主要江河如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涪江等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地形险要之地，修筑山城二十余座。仅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沿岸，就有大获、青居、云顶、神臂、天生等十一座城堡，这十一座城的水流皆汇注于合州钓鱼城下。
    其中，大获城扼制自陕入蜀孔道，为最要害之地，青居城、钓鱼城、云顶城则保障嘉陵江、长江水路畅通，四城均驻有重兵把守——兴戎司驻钓鱼城，备内水嘉陵江，管军四千六百余人；沔戎司驻青居城，备内水，管军三千人；金戎司驻大获城，守护蜀口钓鱼城，管军不及千人；利戎司驻云顶城，备外水沱江、岷江，管军七八千人——是宋军在四川屯兵积粮的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