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不倒的李鸿章

到过秘鲁的西方记者震惊地说：“华工较之黑奴又下等矣。”由于受尽折磨和非人的待遇，在秘华工“十有八九死于非命”。
  当时的总理衙门先后接到多次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李鸿章看到求援禀文极为愤怒，急忙将此事禀报皇上，并提请皇上关注秘鲁虐待华工问题。
  其实，清朝对于海外华工的问题，从来都是不闻不问的。康乾时期，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现象从上至下无不相同。虽然处于盛世，但当时的朝廷对海外华人的命运却“概不闻问”，甚至认为其“孽由自作”；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李鸿章看到西方国家为了自己臣民在海外的利益不受损害，竟然可以发动国家间的战争。李鸿章认识到：多年来，大清未能庇佑留洋同胞，乃是被洋人耻笑和欺辱的重要起因。
  秘鲁的华工问题让李鸿章非常生气。 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在谈判桌前，李鸿章首先对秘鲁残酷虐待华工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葛尔西耶没想到李鸿章对秘鲁的情况如此了解，慌忙中还碰翻了桌上的茶杯。但葛尔西耶还是极力否认。
  李鸿章随即出示了种种证据，事实面前，葛尔西耶狡辩地说：那你们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啊！李鸿章抓住机会“将计就计”，马上表示：我们马上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
  葛尔西耶一看中国真的要去调查，惊慌地说：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一事我还要向我国政府汇报，在未得到我国政府的许可前，不得前去。不过，我这次来谈判的内容并没有调查华工在秘鲁的情况一项。所以，调查一事并不在谈判之内。李鸿章义正词严地回答：华工乃我中华之子民，其生存之状况是国家之大事，此等大事未得妥善解决之前，其他事宜均不得先行。
  1874年五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在领教了李鸿章的厉害后，葛尔西耶多有收敛，还给李鸿章带来了一些礼物。但是，谈判开始后，在李鸿章的伶牙俐齿前，葛尔西耶处处被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葛尔西耶只好同意先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而后再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
  在谈判通商条约事宜中，秘鲁坚持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尔西耶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只好又伙同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妥协，并责令李鸿章让步。
  李鸿章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便随即提出多项有利于秘鲁华工的要求，最后，在双方都有让步的基础上，中方同意将秘鲁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写入条款，在李鸿章的坚持下，秘鲁也同意将原来不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写入条款。六月底双方正式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
  李鸿章在与秘鲁使者签订条约后迅速指示驻美留学生监督容闳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容闳一行到达秘鲁，对秘鲁幸存华工人数做了统计，“自咸丰初年拐贩起至今计存华工约十二万有奇”，并广泛询问华工遭受迫害的情况，照实录下华工口供，并带回他们的呈状和陈情书阅。容闳还拍摄了二十多张有关华工的照片展示了华工背部受笞和被烙的斑斑伤痕。容闳使团的派出可视为清政府对海外华人政策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鸿章听到容闳的考察报告后非常气愤，摔掉了手中的茶壶。是时，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来华换约。李鸿章痛斥秘鲁继续虐待华工的行为，“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者自尽者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并提出只有确保华工的利益才可换约的附加条件。
  爱勒谟不知李鸿章的厉害，他以自己只来换约、未被授权其他事宜为由表示拒绝。李鸿章则态度强硬，陈述秘鲁虐待华工的种种事实。爱勒谟无言答对，只好拂袖而去。
  一些列强驻华使节拿了爱勒谟的好处，来为其做说客，但被李鸿章一一斥退。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争辩，终于迫使爱勒谟以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八月七日，爱勒谟交出照会，中秘条约同时在天津正式互换。此次中秘交锋也震撼了其他国家，从此，不仅秘鲁华工的生存状况大为好转，其工作、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海外其他国家华工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
  李鸿章认为，近代中国外患有列强虎视眈眈，内忧有太平军、捻军、新疆分裂分子扰乱，甚至到了积贫积弱，大有亡国之险，但这不是对海外华人的命运“概不闻问”的借口，相反，只有有效地保护海外华人的基本权益，才能体现国家的团结和坚强，才能不断提升国家的声望。
  在对待海外华人命运的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出和前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使更多的海外华人看到了祖国是可以依赖的坚强后盾，爱国的情绪在海外华人中越来越浓。直到现在，在秘鲁的华侨后代提起李鸿章，无不交口称赞。
  李鸿章保护海外华侨的行为，不仅体现了其比同时代的很多人更大的格局意识，也体现了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责任感。这一切又可以用来解释其为什么屡受打击，却一如既往地把“强国梦”进行到底的原因了。
  
第五章 通达权变，主动躲开沟坎以防摔倒
  1.李代桃僵，天津教案中的非常手段
  在外交方面，人们对李鸿章习惯性的认识是妥协与懦弱。
  其实不然，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既灵活又不失原则。尤其在处理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李鸿章没有像后来他处理跟列强的关系那样里外受气。这次替他背起黑锅的是他的老师曾国藩，而李鸿章在夹缝中李代桃僵，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天津教案始于一个谣言。1870年5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死亡多人，因此，天津的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教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1870年5月23日，天津群众几千人聚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声讨教堂拐婴、害婴的罪行。
  由于法国领事丰大业首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愤怒的群众烧掉了教堂，并杀死丰大业等十六个外国人。事后，法、英、美、俄、意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各国领事纷纷抗议，清廷遭到各国政府的强烈抨击。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显然没有李鸿章油滑，在曾国藩面前，摆着的是一个死结：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只要求和，不管答应外国什么条件，都会遭到主战派的反对。
  而作为受害方的外国列强，一个个恃强凌弱，若公平处理，他们都会觉得吃亏。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针对当时的形势，曾国藩决定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做出赔偿，最好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在曾国藩处理之前，李鸿章曾经给曾国藩写信说，“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但曾国藩觉得这样有悖于自己“待人以诚”的原则，于是曾国藩重新开始抓人，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启奏，第一批准备正法十五人、军流徒刑二十一人，还有几名嫌犯稍后查明再做处理。朝廷对曾国藩的奏折表示满意，并敦促尽快结案。
  在公布处理意见后，洋人们又开始抗议了，他们给清政府发去联合照会，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朝廷只好再次责令曾国藩加大处理力度。曾国藩只好把第二批被处理的名单报了上去，正法五人，军徒二十五人。除了惩治人犯、惩罚官员外，还有两条，那就是赔款、道歉。当然杀了人、烧了屋，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赔偿费加抚恤金一共五十万两。
  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处理意见一出来，京师的湖南同乡们把曾国藩当作湖南人的耻辱，将会馆中曾国藩的官爵匾额悉数砸坏，甚至将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认他是湖南人。朝廷官员也是群情激昂，特别是以醇亲王奕为首的众大臣纷纷表示对曾国藩的不齿，这些人包括李鸿藻、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等人。他们对曾国藩这种卖国的行径一致表示愤慨，他们认为应与洋人拼争到底，乃至血战不止。
  曾国藩办案不力，又引起公愤。李鸿章临时受命，接替曾国藩紧急处理“天津教案”。
  李鸿章采取了与曾国藩不同的办法。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国内、国外双方都满意，这看起来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李鸿章可以。
  李鸿章首先从一些细节入手，力求把清朝方面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尽量满足外国侵略者的主要条件后，李鸿章主张不必事事迁就。例如，清政府屈从于法国公使的无理要求，给予四十六万两白银的赔款，当李鸿章知道其中的二十五万两是给丰大业及男女教士的抚恤银时，便提醒清政府：“唯万国通行事例，既准抵命，即不再给抚恤银，即中国各省历办成案，从无抵偿外另给抚恤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