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

他很注意从报纸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笑一下。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休病假的。 
  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他，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如把一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对自己非常克制。这个问题，他本人是不会提出的。我这样考虑提出，不知是否合适，请你斟酌。   
  危难之际情更浓(4)   
  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难看出父亲对周伯伯的深切的挂念。但是，那个年代，他只能把这封信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而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中央最核心的部门。但是，谁也没想到，陈伯达看到信后，反诬父亲想夺总理的权。这让父亲气愤不已。 
  1975年过去了，1976年来临了。1976年1月初，父亲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7日上午，周均伦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声音沉重地说：“总理病危，请转告聂帅，来305见一下吧。” 
  周均伦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母亲听说总理快不行了，当即就哭了，她说：“我也要去看总理。” 
  母亲和周秘书赶到301医院，父亲正在卫生间里，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坐在马桶上的他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周均伦扶起他来，帮他披上大衣，又帮他戴上棉帽，然后搀扶着他往门外走。 
  他们急急忙忙乘车去医院。事隔30年后，周均伦仍然记得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他回忆说：“在车里，老帅两口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无声地哭，眼泪哗哗地流，气氛特别压抑。” 
  到了医院，值班人员只允许父亲一个人进去，不让母亲进，说是规定。母亲执意要进去，人家就是不同意。母亲抹着眼泪说：“不行，我认识总理几十年了，现在他病重，我一定要看一看。你们给邓大姐打电话，如果邓大姐讲，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别人不让我去，那不行！” 
  后来里面同意母亲进去。母亲这才随父亲进入，周均伦他们焦心地等候在外面，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过了十几分钟，母亲搀着父亲出来了，他们边走边哭，居然哭出了声，都是泪流满面，简直哭成了泪人一般，走路摇晃，神情恍惚。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着抹眼泪。 
  周均伦说，他跟父亲30多年，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流泪。 
  一天后，周恩来伯伯去世了。收音机里传出这个惊天消息时，我正在单位，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匆匆回到家里，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痛苦不堪的样子，心如刀绞，想安慰他们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陪着流泪。 
  说起来，我们家和周伯伯、邓妈妈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从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起，父亲就在周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在北伐中，在南昌起义和起义成功后南下的路上，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两家更是亲若一家。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长征路上，到了陕北，他们仍然一直战斗在一起。乃至建国后，在领导“两弹一星”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直担当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亲总结说，他这一生，就是总理的助手。 
  周恩来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和他结下了战斗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谊，我的母亲和邓妈妈也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至于我，可以说，他们待我就像亲生的孩子一样。每次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我一点都不感到拘束，仿佛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如果没有周伯伯的真心牵挂和周密安排，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间肯定还得推迟。 
  周伯伯叫我的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的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连日沉浸在哀伤中，父亲喃喃地对我和母亲说：“他是累死的，他操的心最多。没有他的保护，我们这些老家伙会更糟糕。”接着，他忧心忡忡地说：“可是他一去，谁和‘四人帮’斗？……” 
  周伯伯的遗体从305医院移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整容时，我代表父母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看到周伯伯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冰凉的台子上，想到这个被我称为“干爸爸”的人曾经是那么英俊潇洒，那么的可亲可敬，而今却撒手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难过得心如刀绞。 
  在告别时，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邓妈妈后，我更是克制不住自己，放声恸哭，邓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丽丽，要坚强。你周伯伯很坚强。”我想，是啊，周伯伯跟敌人斗争，跟疾病斗，跟坏人斗，跟修正主义斗，从来都很坚强。我要学习周伯伯。 
  回到家，我仍然是悲伤不已，坐在沙发上哭了一下午。后来我想起邓妈妈的话，脑子突然清醒了。以后，我记住了邓妈妈的话，我要坚强。     
  山高水长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于无声处听惊雷(1)   
  父亲从邯郸回京后，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实际上他一直赋闲在家，基本上算是靠边站了。 
  他期待着国家出现重大的转机。虽然自己一点点老去，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够为国家出力。 
  周总理去世不久，王震到301医院探望父亲，说到“四人帮”，王震激愤地表示：对江青一伙诬陷周恩来等的倒行逆施思想不通，就是一死，也要同他们拼了！ 
  父亲冷静地提醒王震说：“这一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你不要打单炮，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远行了。当时，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心脏病频频发作，整天卧床休息。当秘书把这一惊天噩耗告诉他时，他凄然泪下，过了好一会，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搞分裂，怎么办呢？” 
  大伙心里都明白，“他们”指的是“四人帮”。 
  自从总理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父亲就忧心忡忡。尤其是听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时，他更是感到忧虑。他担心“四人帮”跳出来，真刀真枪地动手。如果让他们得逞，中国的局面将无法收拾。 
  父亲对江青一直没有好感。据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父亲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江青的议论。 
  他对江青的反感，主要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她煽动打倒一切，上窜下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知有多少是她促成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也好，在中南海开会也好，只要江青在，父亲几乎就不说话。 
  父亲曾经和叶剑英多次议论过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他们有一个共识：投鼠忌器，还不到动她的时候。 
  毛泽东追悼会期间，按照中办的安排，中央领导人轮流守灵。轮到父亲守灵的那天，恰巧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医生的意见，必须卧床休息，这样父亲就不能参加守灵了，他让秘书陈克勤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 
  陈克勤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报告的结尾加上了一句：望江青同志节哀保重。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然而，稿子送到父亲手里，他认真看完后，说：“把最后一句勾掉。我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 
  当时正是“四人帮”气势汹汹的关口，父亲这么做，再次显示了他的爱与憎。 
  毛泽东追悼会之后，父亲感觉到，“四人帮”加紧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行动，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父亲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地担忧，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在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其他老同志基本上都是靠边站了，能够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只能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父亲相信老战友叶剑英，相信他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出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再做一次惊天之举！当年，在南昌起义之前，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叶剑英都曾有过改变历史的壮举。 
  9月21日，杨成武来探望父亲。他们关上门，小声地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他们都感觉到，最要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形势异常严峻，刻不容缓。父亲深知，“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会议上经常耍赖，蛮横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