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援助阿富汗叛军的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人因反抗苏联的侵略而被西方媒体称为“圣战战士”（Mujahidin）。实际上，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民族主义者、前军官、宗教狂热分子、部落首领、机会主义者和雇佣兵。他们之间偶尔还会互相争夺兵员、资金和武器，包括中情局从80年代初开始提供的数千架半自动步枪和RPG-7火箭筒，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巴基斯坦运来的。
    尽管组织松散，但这些抵抗势力对苏军进行了持续的骚扰，有效打击了后者的士气。在主要城市及萨朗（Salang）公路沿线，恐怖袭击已经司空见惯；从乌兹别克斯坦向南到赫拉特和坎大哈这一苏联向阿富汗运送军队和装备的主要线路上也是如此。前线在发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愈发频繁的敌对行动令人担忧，而且很难确认凶手是谁，叛军往往混在当地居民中间以躲避搜查。
    阿富汗叛军不断取得令人惊讶的战果。例如在1983年，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din Haqqani）发动了一次突袭，成功缴获了两台T-55坦克，以及高射炮、火箭筒和榴弹炮等武器。他把它们藏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霍斯特（Khost）附近的隧道里。现在，这些武器被用来攻击暴露在公路上的车队，从而向当地居民证明，强大的苏联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诸如此类的胜利使得苏军士气低落，后者对此发起了凶猛的还击。在目睹了同志和战友的伤亡后，复仇和嗜血的欲望再难以遏制。报复行动是残忍的：儿童被杀害，妇女被强奸，每个人都被怀疑是圣战战士。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支持叛乱的阿富汗人越来越多。一些苏联指挥官冷静地意识到，红军的铁锤无法砸开行踪诡秘、各自为战的敌人的外壳。
    叛军的力量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开始不仅仅满足于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1985年早些时候，人们已经在谈论如何打败苏联并将他们彻底赶出阿富汗。里根总统在三月份签署了第166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称“（美国）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清除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改善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军事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大幅增加对叛军的武器供应。这一决议引发了关于武器供应是否要包括毒刺（Stinger）导弹的漫长争论——这种导弹比当时的其他导弹精准得多，能够在3英里外击落飞机。
    像贾拉鲁丁?哈卡尼这样的人，是该新政策的受益者。其抗击苏联的成果和宗教热情使得美国众议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好莱坞大片《查理?威尔逊的战争》的原型）相信，他是“正义的化身”。在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武器装备之后，哈卡尼开始在阿富汗南部建立起自己的地盘；1985年之后美国提供的大批武器更让他战无不胜，从而巩固了他的强硬路线。但这并不表示他对美国抱有任何忠心，事实上，他在后来让美国人非常头疼：九一一之后，他被列为阿富汗第三号通缉犯。
    美国大约支持了50名这样的指挥官，每月根据战果和形势支付2万到10万美元不等的行动经费。出于对伊斯兰国家的支持，以及对那些受压迫的穆斯林的同情，沙特阿拉伯也提供了大笔资金用于支援圣战战士。那些志愿来阿富汗参与战斗的沙特人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出身名门、能言善辩、风度迷人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中之一，他获得了大笔来自沙特资助者的资金。毫无疑问，这些资金会反过来让他们成为圣战组织中的重要人物。直到后来人们才认识到这一事实。
    ……
    大量的援助使得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抵抗组织不断壮大。苏联发现自己屡屡受挫，不断地遭遇武器、人员和财产上的损失。1986年8月，喀布尔城外的武器库发生爆炸，损毁了大约4万吨、价值2.5亿美元的军火。之后，美国的毒刺导弹在贾拉拉巴德附近击落了三架苏联米格-24武装直升机。面对如此高效的毒刺导弹，红军不得不改变他们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空中支援方式：苏联飞行员被迫修正他们的空降队形，同时为了减少被导弹击中的概率，夜间飞行的任务开始越来越多。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局势开始好转。美国费尽心机地与萨达姆?侯赛因交好，终于与伊拉克建立了信任；阿富汗的战局在苏军被迫采取守势之后也开始扭转，最终苏军在1989年初被彻底赶出阿富汗。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人都是大赢家：他们不仅打击了苏联在中亚地区扩张势力的企图，而且还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网。1985年春天的一份情报文件写道，过去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那“长期的、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关系”竟是如此脆弱，真是让人脸面无光。一年前，伊朗被正式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这意味着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武器出口和销售禁令、对军民两用技术和装备的严格控制，以及各种金融和经济制裁。
    不过，大约同期的另外一份报告指出：不幸的是，美国在与伊朗打交道时“没有什么牌可出”。该报告的作者建议，也许值得考虑一个“更大胆但也可能存在风险的政策”，让双方都能获益。霍梅尼已经很老了，而且疾病缠身，华盛顿急于确认新一代领导层中谁将上台掌权。按照一些报告的说法，伊朗政坛中存在一个“温和派”，他们渴望与美国取得联系并使两国恢复邦交。如果能与这些温和派成员建立友好关系，未来一定会有回报。美国还希望伊朗能够劝说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释放80年代初扣押的西方人质。
    伊朗方面也同样在寻找更具建设性的政策。阿富汗局势的进展是个不错的开始，美国和伊朗的利益在这里十分吻合，这将使两国的有效合作成为可能。另外，一些其他因素也促使伊朗急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自1980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万的难民越过边境进入伊朗。伊朗很难收留这些难民，德黑兰的领导人也许更加希望通过建立友谊从而减少本地区的动荡。同时，伊朗发现在与伊拉克的持久战期间很难获得武器装备。尽管胜利的天平正在向伊朗倾斜，在黑市上也可以买到各式军火，但伊朗仍然渴望从美国获得更多武器和零件。于是，双方开始初步尝试打开沟通的渠道。
    最开始的接触并不顺利。为了争取伊朗人的支持，美国提供了一些后来被证明是“半真半假的情报”，例如强调苏联对伊朗部分领土所谓的不良企图，以展现与美国结盟的好处。然而随着谈判的进行，信息交流的重点转向了一些美国特别关心的地方，如苏联的武器。为了搜集这方面的情报，美国人还花5000美元购买了一支苏军装备后不久即被阿富汗人缴获的AK-47突击步枪。美国人聚精会神地听取了阿富汗士兵的介绍，以评估T-72坦克和MI-24“鳄鱼”武装直升机的优缺点；他们学到了凝固汽油弹和其他苏联毒气弹的使用方法；他们还了解到苏联的雪域特战队在横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为什么战绩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与其他红军相比，他们受到了更好的训练。即便在20年后，这些资料仍充满价值。
    美国与伊朗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利益。比如，伊朗对“苏联向他们灌输意识形态”的做法非常不满，与美国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有着相似之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苏联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一位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说道：“苏联正在杀害伊朗士兵。”伊朗和美国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从最大的敌人变成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们越来越愿意抛开彼此分歧，为了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试图在大国竞争的夹缝中寻找一条通道是前几代伊朗外交官和领导人的共识。
    美国人急于巩固与伊朗的关系，甚至不惜违反自己的制裁政策而向伊朗运送武器——尽管他们同时仍在向其他国家施压，禁止它们向德黑兰出售武器。一些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包括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他强调，这一做法将让伊朗过于强大，并引发“该地区新一轮的反美浪潮”。另外一些人则争辩道，让伊朗和伊拉克拼个两败俱伤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舒尔茨的助手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在前一年的国务院听证会上称：“（伊朗或伊拉克）任何一方的胜利，都会给美国在军事和战略上带来麻烦。”白宫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同意他的观点。
    不管怎么样，首批100枚采用筒式发射、光学跟踪、导线传输指令的陶式导弹还是于1985年夏交付给了伊朗。负责此次运输的是渴望与德黑兰建立联系的以色列人。虽然在21世纪初，伊朗领导人不时发出威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清除”，但是在80年代中期，两国的关系却亲密得令人瞠目，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甚至宣称：“以色列是伊朗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们不准备改变我们的立场。”
    以色列之所以参与美国的武器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迫使伊拉克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东方的邻国上，从而无暇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不过，凡是涉及伊朗的问题，都是相当敏感的。